王溢嘉的文字城堡

對身體的矛盾態度

　　人類對自己的血肉之軀一直存在著一種異樣的、暖昧的、甚至可以說是矛盾的態度。我國的儒家學者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但被西方人視為嚴重毀傷的婦女纏足，卻在漢民族社會存在了近一千年之久。基督教的聖經和回教的可蘭經也都嚴禁信徒在上帝或真主所賦予的身體上做記號，但到耶路撒冷或麥加朝聖的信徒，卻經常忍不住要在身體上留下朝聖的「記號」，兩處聖地都有專門為遊客紋身的藝匠，譬如在手臂上紋刻十字架上的基督、聖母瑪麗亞等，這種紋身在儒家份子眼中亦是一種極其野蠻的行為。

　　在共產國家，化妝品被認為是「墮落的象徵」，想要全面禁止化妝品，結果黑市反而大行其道。而國營商店最後也被迫不得不展售胭脂與唇膏。反之，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每年化妝品的消費量都在十億元以上，但卻「羞於啟齒」，而假裝說並沒有用那麼多。化妝品的廣告也故弄玄虛，說這些東西只是更有效地呈現你內在的「自然美」。

再造自己形象的「文化身體」

　　為什麼會有這些奇怪的現象呢？人類學家布瑞恩（R.Brain）說，這主要是因為「文化」的關係，人類一方面是類似動物的「自然人」，但同時亦是一個「文化人」，因此，人類同時具有兩個身體，一個是「自然身體」（natural body），一個是「文化身體」（cultural body）。

Ｍ：

　　哲學家齊克果說﹕「一個船長在出海之前，就已瞭解他的整個航程；但一個戰士只有到了遠方海上，才能獲得命令。」

　　「船長」與「戰士」，是人生航程中兩種不同的角色。

　　有的人像「船長」，他們在生命揚帆出航時，就已經有了一個明確的目的地，一張清楚的生命航圖，知道自己將駛往何方。只要他按圖索驥，通常就能抵達那許諾之地。

　　巴哈就是這樣的一名「船長」。為了慎重，我們最好說出他的全名——約翰．塞巴斯提安．巴哈。因為從他的曾曾祖父懷特．巴哈到他這一代，在巴哈家族的三十三個成員中，有二十七個都是音樂家。

　　巴哈的父親是巴洛克音樂的集大成者，伯父和大哥也都是教堂的風琴師。巴哈似乎天生就注定要當一個音樂家，他一出生，一張明確的「生命航圖」就在那裡等著他。

　到東部小鎮探望一位老友。老友是大學時的舊識。在紐約浪跡多年後，回到台北，畫畫、書寫、評論，娶妻、生子。然後突然辭去工作，帶著妻兒遠走他鄉。十多年未見，我們慢慢遺忘了他；但看起來，似乎是他遺忘了我們。

　田野小路邊，籬花與果樹環繞的一棟三層樓房。老友怡然說，這就是他自己設計的家園。剛來時，還到附近的學校教書，最近則連書也不教了，文章也少寫了，更懶得評論；只在家裡栽花蒔草，畫畫，讀書，散步，陪兒女遊戲，偶而出門看山看海。

　他留我們用晚餐。女主人在長桌上點了一根蠟燭。我們專心吃飯，話變得很少，我偶而抬起頭來，覺得燭光下的老友，看起來就像一位先知。而來到小鎮的我，則成了尋訪先知的旅人。

　那是回教蘇菲教派流傳的一個故事：

　一個旅人來到陌生的小鎮尋訪一位先知。當旅人抵達先知的住處時，已是入夜時分。先知的門開著，他叫喚兩聲，無人應門，就自行進入。那是一個很大的房間，一盞點燃著的煤油燈，就擺在離門口不遠處的一張大桌子上，但桌邊卻空無一人。無數飛蛾繞著煤油燈的亮光飛舞。

　在慢慢適應屋內的明暗後，旅人發現在房間深處的一個角落，還有一張小桌子，桌上點著一根蠟燭。先知就坐在小桌子前，對著燭光看書。　　

　　母親的告別式。我披麻帶孝，雙腳跪落在母親靈前，泣讀祭文：

　　「……您出世就是歹命子，父母早死，大兄又染病，十歲就從喀哩庄腳到台中街仔替人煮飯洗衫，受盡苦楚。但是您不願庸碌過一生，認真學習，還自己選了一個好夫婿。您和爸爸本來住在鄉下，在兒女一個個出世後，為了能給我們更好的將來，您堅持搬到台中市區，自己找家庭代工，剝豆、開柑仔店、賣菜、賣炸粿，不辭辛勞，含辛茹苦，為的是讓我們食得飽、穿得暖，受更好的教育。您的眼光和意志、吞忍和堅強、打拼和樂觀，不只給我們溫暖的家，也改變了我們的命運。您的子孫今天在台灣和美國，如果可以跟人比併，都是您的所賜。我們永遠謹記，感恩在心……。」

我淚眼模糊，泣不成聲。

　　雖然我一直相信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我的人生來自我的選擇。但跪在母親靈前，我始椎心醒悟，母親才是我命運的推手。在我不懂人事時，她就慈祥地、辛勞地、默默地把我推到我可以作更多選擇的地方。

　　在家人的紀念相簿裡，有一幀母親和我的合照。三、四歲的我歡顏坐在腳踏車把手後的竹椅上，而母親則將我兜攏在她溫綿的身軀的氛圍裡。上了彩卻已泛黃的畫面，記錄著被歲月所掩沒的母子關係。初中時，母親指著照片對我說，有天深夜，我高燒不退，她將我密密麻麻地圍背在背上，就騎著這輛腳踏車，從鄉下冒著寒風到台中市街，去敲醫師的門，醫師說再遲來一步就沒救了云云。

懷著歉意注視這張似乎在描述歡樂的久遠照片，我是再怎麼也想不起小時候經常生病看醫師的往事。不過我能理解，兒子歡樂童顏的底下，曾經隱含著母親無限的憂慮。

「人性」中的「獸性」成份

　　西元前三世紀，荀子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本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這可以說是一種形而上的進化論，身為萬物之靈的人類，除了具有其他動物所有的「知」（感覺、情緒）外，還另有其他動物所無的「義」（義理、理智）。但荀子是主張「性惡論」的，他多少認為「人性」中含有相當的「獸性」成份。人類雖然發展出值得稱道的文化與文明，但也做盡了「禽獸不如」的壞事。

　　西方的基督教傳統認為人類之所以一再犯錯，是因為「原罪」使然，或者心靈被惡魔所佔據。而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士更揮抹不去楚楚衣冠下可能隱伏一隻野獸的的夢魘。

　　不管是性惡、原罪、惡魔或野獸，都在說明人類與生俱來的一種矛盾性：人性與獸性、理智與情感間的衝突。

心中有「兩隻野獸」

　　對這種矛盾或衝突的起源，自古以來即有各種說法。本文想向各位讀者介紹的是一種「別開生面」的說法，說它是「別開生面」，因為它解釋這種生命衝突的整個基礎乃是來自一種「硬調科學」——腦神經生理學。有沒有道理就請各位高明看後再下評論吧！

　　朋友，我們雖非一路，但卻被視為同類。如果我們要將這種安排看成一個齷齪的笑話，我想，還是把它當作是對我們的一種諷剌吧！

　　我們之間的確不乏相似的地方。也許我們的腳步太快，太陽底下能令我們欣喜或者感傷的事情已經少之又少，我們不再為一個問題爭得面紅耳赤，或者為一個小女人唉聲嘆氣。

　　別人說我們絕非善類，但別人的看法對我們來說又算得了什麼呢？以前我們曾經藉譏嘲他人的無知與錯誤，而產生某種輕浮的樂趣，現在我們似乎也懶得這樣做了。

　　有時候，當我偶而從你們漠落的眼神裡辨認出我們類似的血緣時，我實在想跟你們說幾句話。當然，其中也許不乏微辭。如果你們在意，那就請你們原諒我的冷酷吧！

給愛智者

　　我曾數度參加過你們的閒談和辯論，對你們的知識和口才也相當折服。能與傑出的心智為伍一直是我夢寐以求的事情，尤其是今天，在臺大人才逐漸凋零的情況下，我一直對你們付出你們所應得的讚許和敬意。

台灣沒有自己的東西

　　一位年高德劭的醫界前輩，兩三年前以私人身份前往大陸，參觀彼岸的醫學教育與醫療措施，回來後說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大陸的醫學院與醫療院所，在硬體方面是不如台灣，不過卻有一些他們的特色。雖然很窮，但也搞了一些自己的東西，我覺得他們很可能對人類醫學知識的進展做出某些貢獻。反觀台灣，表面上有很多新穎的、尖端的設備和技術，但卻都是美國和日本的翻版，我們走容易的路，只是在抄襲、利用別人的智慧。」

　　短短幾句話，切中四十年來台灣醫學發展的要害。我想，在其他科學教育與科技發展上，恐怕也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而已。所謂的「台灣奇蹟」，其實就是將台灣變成一個龐大的「翻版工廠」，讓具有聰明才智而又勤勉的國人，大量「複製」別人的成果，在經濟起飛之後，我們的醫療與科技似乎也跟著起飛了，但若仔細觀察，則不難發現那只是在隨著別人的樂音起舞，只是像月亮般在反射別人的光輝罷了！

　　我很難想像當音源與光源消失後，我們是否還能有屬於自己的舞姿與光芒？當然更不用說是否能讓美國人或日本人「分享」我們的光澤了！

　　這是台灣科學發展的弊病。我們沒有自己的東西，只能跟在人家的屁股後面亦步亦趨地、熱忱地「學習」。以醫學為例，台灣的醫學工作者多屬極優秀的菁英份子，素質不可謂不好，但四十年來，台灣醫學界對增進全人類醫學知識進展上的貢獻卻少得可憐！（這裡所說的「貢獻」是指帶來突破的「創見」，而不是在別人的基礎上搞一些枝節問題）。

　　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

陽具對男性的特殊含義

　　陽具，對某些雄性動物來說，除了是生殖與快樂之根外，更具有其他含義。

　　相信不少到動物園參觀的人，都曾經目睹過如下的景像：一隻受到挑釁的公猴，會憤怒地咆哮，而且還露出牠胯下那鮮紅而勃起的陽具。在這種場合裡，勃起的陽具並非性慾的象徵，而是「威嚇」與「攻擊」的訊號。在自然環境中，我們更可以看出這種跡象：當猴群移徙時，負責守衛的「衛兵」，總是圍繞在族群四周，臉部朝外，張開雙腿，露出勃起的陽具，當敵人出現時，它還會不住鼓動，抽打自己的腹部，在這裡，勃起的陽具除了用來「威嚇」敵人外，還兼有「保護」族群的含意。在階級分明的狒狒王國裡，一隻高階的雄狒狒通常只需大辣辣地張開雙腿，露出牠那顯眼的陽具，向低階的雌雄狒狒提醒「誰是老大」，就能讓牠們知所順服；美洲的高階雄鼠猴甚至還會把勃起的陽具朝低階鼠猴的臉上甩去。在這種場合裡，勃起的陽具成了「權力」的象徵。

　　在人類的文明發展史中，我們看到了一些有趣的遺跡：古埃及人將豎著勃起陽具的狒彿視為神聖的象徵，在他們的壁畫及雕刻裡賦予崇高的地位；一個有地位的埃及男人死後，其陽具會被煞費苦心地豎成勃起的姿勢，並塗上防腐油，以顯示其永不止息的權勢。在古希臘的希拉波里斯（Hierapolis），聳立著許多高達兩百英尺的勃起陽具雕刻，據說是在保衛維納斯神廟的。而在重新出土的羅馬龐貝古城裡，某些民宅及街道轉角的牆上，都鑲有勃起陽具（還加上兩個睪丸）的石雕，用以鎮壓邪魔、驅除危險並帶來好運。

　　在中國，位於村莊外頭，同樣具有鎮邪與保護作用的高塔，可能也是勃起陽具的變形。而且就像我們在前面所說的，做為血脈傳承及父權象徵的祖宗牌位，乃是一根勃起的陽具。　　人類的男性雖然已無法像他的動物表親般以勃起的血肉陽具來威嚇、鎮壓別人，但上述的文明遺跡卻在在透露這樣的心思，而前章所說也在在顯示了擁有陽具的男性對女性的威嚇與鎮壓。但所謂「禍福相倚」、「憂歡與共」，在人類的父權社會裡，陽具雖是男人歡樂、權力與好運的根源，卻也是他們痛苦、焦慮與噩夢的淵藪。我們只有了解這點，才能對男性如何為他們所主導的性「配色」有較全面而深刻的認識。

中國男人在性方面的焦慮

　生命儘管七彩繽紛，但總覺得在那複雜多變的背後，似乎具有某種本質，可以用簡單的法則來加以描述。重讀我在大學畢業後所寫的一篇短文「我的生命密碼」，感覺它正是我當時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所得：

　「深夜，我攤開我的生命密碼，在燈下展讀。

　它，並不難讀。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1罩在我頭上，我在其下縮攏成一個7，我曾經是一個乾淨而明確的有理分數——1 / 7，過著單純、閉鎖而有條理的生活。

　後來，罩在我頭上的那個1消失了，或者說被我拿掉了。我遂攤開來，變成 一串小數，先是0.14……，然後是0.142……，再然後是0.14285……。在那段歲月裡，我每踏出一步都是新奇的，覺得人生充滿了無盡的許諾；處處美景，等待著我去尋幽訪勝。

　像一隻掙脫樊籠的野獸，我自由自在地奔跑於人群和事物之間，無拘無束地倘佯在花香和燈光之下，貪婪地品嚐各種知識和欲望，其中也許有些不安和挫折，但總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但慢慢的，我覺得空虛，感到苦悶，在走完一段不算短的路程後，我駐足回顧，發現我生命的軌跡竟然是0.142857142857142857……的循環小數。它不過是1 / 7的變形，是一串事件的無盡循環，是試探、狂熱、懷疑、懸擱、墮落、追悔的一再重演而已。

　　在生物層面上，雄性與雌性結合，可以孕育出新生命；在文化層面上，男人與女人交會，更可以創造出另一種新生命。

　　有一個男人叫喬治．盧卡斯，很多人知道他是《星際大戰》的導演；有一個女人叫瑪西亞，很少人知道她是《星際大戰》的剪輯師。盧卡斯和瑪西亞不只是工作上的夥伴，更是生活上的親密伴侶。年輕時代的盧卡斯個性內向、愛好沈思、緊張而又憂慮，瑪西亞則爽朗、風趣而又乾脆，兩人在合作一部紀錄片時滋生愛苗。有一天，盧卡斯在工作完畢後，鼓足勇氣邀瑪西亞「出去走走」，瑪西亞欣然答應，在第一次約會時，還不斷提醒他「放輕鬆點」。

　　兩人結婚後，盧卡斯得到名導演柯波拉的支持，拍了一部描述青少年成長的《美國風情畫》，那好像是他過去小鎮少年生活的點滴，盧卡斯拍得很即興、很雜亂，但在瑪西亞巧妙的剪輯下，幾個原本互不相關的小故事竟被串在一起，成為條理清楚、具有奇異魅力的電影散文。《美國風情畫》獲得奧斯卡五項提名，叫好又叫座後，他們也因此而獲得了開拍《星際大戰》這個盧卡斯夢寐已久的現代神話的機會。

　　盧卡斯的才情與創意固然沒話說，但較不為人知的瑪西亞則是一九七○年代好萊塢的最佳剪輯師，《再見愛麗絲》與《計程車司機》都是出自她的手筆。當然，她剪輯最多的還是丈夫盧卡斯的作品，經過剪輯後的《美國風情畫》，以多條主線同時發展的呈現方式，在當時非常新穎，大家紛紛起而仿效，後來竟成為電視連續劇製作的樣本。一九七八年《星際大戰》首部曲獲得奧斯卡的十一項提名，不過盧卡斯並未得到最佳導演獎或最佳劇本獎，反而是瑪西亞贏得了最佳剪輯獎。如果沒有瑪西亞的剪輯，還有不時在他耳邊低語：「放輕鬆點」，我們不知道盧卡斯的電影和他的人生會成為什麼樣子（但很遺憾，兩人在拍完《星際大戰》三部曲後仳離）。

　　在夫妻的層面上，盧卡斯和瑪西亞並沒有孕育出下一代；但在藝術的層面上，他們卻因不同氣質、觀點和專長的交會與結合，互相彌補，而創造出令人稱道的電影。

　　物理學家居禮，原是個為了科學研究而反抗、避開女人的男人，但在遇到迷人而又熱愛科學的瑪麗後，他不再逃避，也無法抗拒。兩人的愛情與婚姻，不僅使得他們的人生更溫馨、圓滿，而且使他們的科學研究更稱心、豐碩。婚後，夫妻倆在簡陋的棚屋裡同甘共苦做研究，在生下第一個女兒後不久，他們又生下了「另一個孩子」——鐳。在提煉出純鐳後，他們像鍾愛自己的孩子般看待鐳；鐳有放射性，是可怕的東西，但也是可愛的東西，他們放棄對鐳的專利權，讓它屬於全人類，而且將用途放在對疾病的治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