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溢嘉的文字城堡

　　被宣判無救的安娜，將背上的惡瘤想像成一條毒龍，而自己的白血球就是屠龍武士……。

　　醫師說安娜只剩下三個月可活，因為她的頸後長了一個惡性腫瘤，惡瘤迅速滋長，安娜的上半身被壓成駝背，頭也被痛苦地擠到一邊，右手臂則攣縮而麻痺，她已形同廢人，醫師勸她最好回去安排後事。

　　但由於某種意外的機緣與好運，安娜遇到了救星──梅寧哲基金會“生理回饋與心理生理研究中心”的主任諾麗絲。諾麗絲勸她不要放棄，除了繼續接受正規的抗癌治療外，她要安娜嘗試“心像療法”：在心像中將腫瘤“看”成是攀附在自己背部的一條毒龍，而她體內的白血球（免疫細胞）則是屠龍的武士，正不停地以利劍攻擊毒龍。

　　一年後，諾麗絲再見到安娜時，發現她的腫瘤已奇蹟般地萎縮下去，右手臂也可自如活動，下次再看到她時，她頸後的腫瘤已完全緩解了。

　　是瞎貓碰到死老鼠嗎？個人堅定的意志力與積極的想像真的能治療癌症嗎？很多專家認為，在傳統抗癌療法的效果不是很令人滿意的情況下，由病人自己來扮演主動而積極角色的心像療法，仍不失為一種值得鼓勵的輔助性療法。耶魯大學的外科教授西格爾認為，癌症的自發性緩解（消失）是可能的，因為“病人在心理上做了重大的轉變，使癌細胞無法再生存於一個‘新的身體’裡面，一個人在心理上產生排斥癌症的念頭，會使他的肉體也跟著排斥實質的癌症。”西格爾本人從不向病人說：“根據統計，你還有多久可活”或“你回家準備後事吧”，結果病人往往能活過原先預期的期限。

　　瑜珈師父說：“肉體的一切，都在心靈之中”。我們不只是在得了癌症以後，才想起要以堅強的意志力和積極的想像來控制肉體，而是在平時就應該這麼做。

　　人可以用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式來描述同一事物，這兩種描述可能都“正確”，但卻都不“完全”。

　　在物理學界，有一個膾灸人口的故事，那是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布洛克與海森柏格在多年前的一場海邊對話。

　　有一天，布洛克和海森柏格沿著海灘漫步，布洛克不停地向海森柏格談論有關天空數學結構的一個新理論，海森柏格聽著聽著，最後抬起頭來，說：“天空是藍色的，鳥兒在空中飛翔。”

　　這個故事之所以一再被傳誦，因為它為科學家們提供了哲學視野，布洛克和海森柏格的對話很生動地呈現了“互補理論”的神髓：一個人可以用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式來描述同一事物，這兩種描述互不相干，甚至互相抵觸，但兩者可能都是正確的；而且在這種“正確”中，我們看出沒有一種描述是“完全”的。

　　“互補”這個名詞來自顏色中的“補色”現象。我們若將紅色光與綠色光相合，即成為白色光，紅色和綠色就互為對方的補色。補色同時存在，給人一種相調和的美感，譬如我們經常所說的“紅花綠葉”。但紅色中卻沒有一丁點兒的綠色，反之亦然；而唯有將兩種色光相合在一起，才能成為自然的白色光；若從自然的白色光中，抽離紅色光的成份，留下來的就變成綠色光。因此，所謂“補色”或“互補成份”實乃我們在以某種方式了解自然真相時，所必然無法觀察到的“殘留部份”。

　　對人的瞭解亦復如是，人有他的精神面──理想、價值、意識等，也有他的物質面──細胞、神經、荷爾蒙等，這兩個面相看起來互不相干，甚至互相抵觸，但它們一如“紅花綠葉”，一如“天空是藍色的”和“天空的數理結構”之互相彌補，我們唯有同時接受這兩者，讓它們“分庭而不抗禮”，然後，我們對“人的本質”才有較接近“完整”的瞭解。

　　杜魯克人對種種陳年舊恨，沒齒難忘，結果竟至成為難以負荷的心理重擔。

　　時間是化解一切痛苦的最好藥物，但對太平洋中杜魯克環礁上的土著來說，時間卻無法療傷止痛。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人進駐此一環礁地區。某天，一位村民氣急敗壞地跑到軍事行政總部，報告說村裡發生了一件謀殺案，兇手正消遙法外，一聽是謀殺案，美國官員豎起了耳朵，準備立刻派遣憲警出動，逮捕嫌犯歸案。經過調查發現的確是有這麼一件兇殺案，但它並非如一般人所料是發生在幾個小時或幾天前，而竟然是發生在十七年前，只是作案的兇手還一直住在村子裡，消遙法外。

　　十七年前發生的事，當事者在描述時，就好像剛剛才發生般，仍歷歷在目。時間無法治癒杜魯克人的創傷，根據人類學家霍爾的描述，在西方人抵達之前，杜魯克人一直生活在殘暴與血腥的陰影中，人人自危。因為如果有人偷了他人樹上的一顆椰子，或在路上調戲別家的女人，數年過後，當這些往事重新被想起時，受害者立刻又義憤填膺，而可能在半夜發動報復性的攻擊。

　　德國人、日本人和美國人相繼到來後，杜魯克人仍堅持他們的時間觀，當族人控訴酋長的缺失時，酋長過去所做過各種芝麻綠豆般的過錯都被掀出來，彷彿昨天才發生般，絲毫沒有被遣忘。

　　“遺忘”是生活的一種藝術，杜魯克人的心中累積了種種舊恨，沒齒難忘，竟至成為難以負荷的心理重擔。

　　一個人因與人同桌變成十三人，而被請到別桌去，結果他反而擺脫了不吉利的噩運。

　　德國作曲家華格納，一生受到“十三”這個數字的折磨。他的姓名Richard

Wagner.剛好含有十三個字母，他生於一八一三年，死於一八八三年二月十三日。當他十三歲時，母親和姊妹們前往捷克的布拉格，留下不幸的他自己一個人去上學。當他二十六歲（十三的倍數）時，災難再度來襲，他欠人家一屁股債，而不得不逃往巴黎避債。

　　華格納的歌劇作品，完整留下來的只有十三齣，他撕毀了他第一齣歌劇的大部分文稿，這齣劇是在一八三八年的二月十三日首次公演。而他的另一齣歌劇Tannhauser.總樂譜是在一八四五年四月十三日完成的，首演即遭到惡評，一八六一年三月十三日，修改過的劇本又在巴黎上演，結果受到更惡劣的批評。

雖然很多人忌諱“十三”這個數字，但紐約及倫敦都有不信邪的“十三俱樂部”，這些俱樂部的會員數、會費、聚會的日期及人數都故意安排為十三或者十三的倍數。“敦倫十三俱樂部”的一位會員福尼斯，曾在一本幽默雜誌上提到他一位挪威友人的奇遇：

　　一八七三年三月二十日，他在利物浦搭乘亞特蘭提斯號輪船前往紐約，在出發的第十三天，船在哈利法克斯附近觸礁，將近一千名乘客中，有五八○名罹難。在離開利物浦的頭一天，與他同桌的女客們發現他們這桌剛好是十三個人，她們要他坐到別桌去，並問他是否相信“十三代表不吉利”。他說他不相信，但還是照她們的意思坐到別桌去。結果當時的同桌者，相信“十三代表不吉利”的女客們都罹難了，而只有他這個不相信的人僥倖獲救。

　　一個小學三年級的老師，用一個簡單而特殊的實驗，讓班上同學的心靈波濤起伏、愛恨交加的衝突不斷。

　　在美國愛荷華州，有一個小學三年級的女老師愛麗特，對自己班上的學生做了一個有趣的實驗：愛麗特班上的學生都是白人，有一天，本身是藍眼珠的她嚴肅地向班上同學說：「根據科學研究，褐眼珠的人比藍眼珠的人聰明優秀」。

　　雖然班上的學生以藍眼珠居多，但因為他們較「低劣」，所以應該以居少數的褐眼珠同學為「馬首」，於是藍眼珠同學的座位都被調到課堂的後面，排隊也是排在後面，喝水只能用紙杯；而褐眼珠的同學則享有許多特權。

　　在依眼珠顏色劃分優劣等級後幾分鐘，藍眼珠學生的學習能力開始變得較差，心情沮喪、鬱鬱不樂而且憤怒；而褐眼珠的學生則變得趾高氣揚，不可一世。

　　第二天，愛麗特老師又在課堂上宣佈，她昨天說錯了，事實上應該是藍眼珠的人比褐眼珠的人優秀。結果在又一次的等級劃分後，昨天趾高氣揚的褐眼珠學生一下都掉入絕望的深淵，而藍眼珠的學生則好像鹹魚翻身般，變得快樂自信，學習能力改善了很多，同時看不起昨天看不起他們的褐眼珠同學。原先存在於同學間的友善氣氛整個消失了，而被敵意所取代。

　　時間是一種很奇妙的感受。孔子在川上說：「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時間是「逝者」，它像流水一般不捨晝夜地源源而來，但也不為誰而稍作停留。「抽刀斷水水更流」，一個人越想留住時間，它就好像流逝得越快。

　　我們對時間的意識越強，就越失去「永恆」的概念，因為「永恆」是另一種「非時間」或「無時間」的現象。在人類的各種經驗中，最類似「永恆」的應該是作夢的經驗，夢中沒有時間的運行，特別是沒有「線性時間」的因果關係。換句話說，它打破了事件的「先後順序」，而以「整體的形式」將事件呈現在我們的腦海中。

　　打破時間與事件間的「線性關係」，可以使我們對人生產生更圓融的看法。譬如一般人看一根木柴燒成灰燼，因為木柴在先，灰燼在後，所以是木柴消失了，變成灰燼。雖然灰燼再也無法恢復成原來的木柴，但我們不要以為「後來的灰燼」就是「以前的木柴」，我們應該瞭解，木柴就是木柴，灰燼就是灰燼。

　　這個意思是說，凡事雖然「剎那生滅」，但每一個剎那都是獨立的，都是「無盡的現在」。

　　六十年前「貌美如花」的少女變成今天「蛇皮鶴髮」的老太婆，詩人感嘆說：「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但智者卻能「靜觀自得」，因為他認為「貌美如花的少女」和「蛇皮鶴髮的老太婆」，都是獨立的存在，當他看見少女時，他不會去想以後她會變成老太婆；當他看見老太婆時，也不會去想以前她是個美貌的少女。

　　換句話說，他打破「少女」與「老太婆」之間的「線性關係」，把握現在，把每一剎那都視為「永恆」。

　　那人說，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林布蘭特，因為你與人與神較力，最後都得了勝。

　　林布蘭特是十七世紀歐洲最傑出的畫家，他出身富裕家庭且少年成名，但幸福卻如同鏡花水月，在三十出頭，即因喪子、喪妻與債主的逼債，而從天堂頂端跌入了地獄深淵。

　　生活的滌鍊提升了他藝術的境界，但曲高卻變成了和寡，社會大眾無法接受他天才的創新，而畫家團體也封鎖他的繪畫活動。不過林布蘭特還是不停地畫，以悲憫之心在少有人跡的畫室裡，透過彩筆抒發他的苦悶，對人生做悲壯的告白，一直到六十四歲，畫筆才從他的手中掉落。

　　林布蘭特的好友房龍，在他所寫的《林布蘭特傳》裡，有這樣一段描述：在臨死前，臥病在床的林布蘭特要求房龍替他唸聖經裡雅各與天神摔交的那一段故事。當房龍唸完後，林布蘭特把自己的右手舉起來放在眼前注視著，然後用非常輕微的聲音唸著：

　　赫塞在學生時代，受命清洗保爾校長的煙斗，他覺得這是他無上的榮譽與蒙受特別的眷顧。

　　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德國大文豪赫曼‧赫塞，在〈學生時代的回憶〉這篇短文裡，提到他青少年時代受教育的經過。當他十三歲時，為了準備省試，而第一次離家，到格賓根一所類似補習班的拉丁文學校「惡補」。

 　　該校的保爾校長是個以暴力聞名的斯巴達式教育家。當年少的赫塞第一次看到保爾校長時，覺得「這位老人簡直是個老巫師，彎著背，不修邊幅，穿著陳舊污穢的衣服；眼中露出悲戚的神色，拖著磨損的拖鞋，從長煙斗中不時吐出煙霧。而我竟然被交付給這樣的一個老人。」

 　　但沒多久，這位脾氣古怪暴烈的老巫師，就以其豐富的學識而成為叛逆性強的赫塞心目中的「半神」。赫塞回憶說：「精神指導者與有才華學生間那種豐富無比、又非常微妙的關係，已在保爾校長和我之間開花結果」。

 　　保爾校長的煙斗很快就成為一種王笏，一種權力的象徵。如果有哪位學生受命清洗這支煙斗，就覺得是蒙受保爾校長特別的眷顧，而為其他同學所羨慕。赫塞不僅清洗保爾校長的煙斗，亦曾因擔任他所指派的另一項任務，而甚感光榮與得意。這項任務是每天用一根雞毛撢子去撣除校長桌上的灰塵。有一天，保爾校長要另一位同學來替代此項工作，赫塞因此而吃味，覺得「這對我真是重罰」。

　　一個公車乘客因腳踝被雨傘尖刺到而憤怒莫名，但當他一轉頭，他的怒火卻消失得無影無蹤……。

　　有一個人，在某個下雨天搭乘公車，乘客擠得像沙丁魚一般。

 　　在不耐中，他突然覺得某個人的雨傘尖碰到了他的腳踝。他本想轉頭對那個不知輕重的人還以顏色，叫他收斂一下。但車裡實在太擠了，他根本無法轉身。當車子搖幌時，那雨傘尖就刺得更重，他心中的怒火逐漸升高。心想等一下非好好訓斥對方一陣不可。

 　　好不容易到了一個大站，下去了一些乘客，他終於有了迴轉的餘地，憤怒地以皮鞋頂開那刺人的雨傘尖，然後轉身以最嚴厲的表情怒視那位不知輕重的乘客。

 　　結果他發現對方竟是一個女盲人，刺到他腳踝的並非他想像的雨傘尖。而是她的拐杖！他心中原來難以扼抑的一股怒火遂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而腳踝似乎也不再那麼疼痛。

　　不要耽溺在無法回答的問題裡，而忽略了生命的實際與流程。

 　　一位在佛陀座下修行的弟子，有一天問佛陀說：

 　　「世尊，我正獨自靜坐，心裡忽然起了個念頭：有些問題世尊總不解釋，或將之擱置一邊，或予以摒斥。這些問題是：宇宙是永恆的還是不永恆的？是有限的還是無限的？身與心是同一物還是各一物？如來死後是繼續存在還是不再繼續存在？……這些問題世尊從未對我解釋。這種態度我不喜歡，亦無法領會。如果世尊知道宇宙是永恆的，就請照這樣給我解釋；如果世尊知道宇宙不是永恆的，亦請明白說。如果世尊不知道，也應該直說『我不知道，我不明白。』」

 　　佛陀靜靜聽完後，回答說：

 　　「假如有一個人被毒箭所傷，他的親友帶他去看醫師。如果當時那人說：我不願把這箭拔出來，除非我知道是誰射我的，他是高是矮還是中等身材，膚色是黑是棕還是金黃，來自那一個城填；除非我知道我是被什麼弓所射的，弓弦是什麼樣的，箭鏃又是什麼材料所製……則這人必將死亡，而不得聞知這些答案。如果有人說『我不要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除非他回答我宇宙是否永恆等問題』，此人在還未得知答案前就已經死亡了。……宇宙是否永恆等問題是我不回答的，為什麼我不解答這些問題呢？因為它們沒有用處，它們不能令人厭離、去執、入滅，不能讓人得到寧靜、深觀、圓覺、涅槃。」

　　丹麥的哲學家齊克果曾說過這樣的一則寓言故事：

 　　在天上飛的野鵝與在地上跑的馴鵝，雖然很不相同，卻有某種相互的了解。當野鵝的叫聲自空中傳來時，在地上行走的馴鵝立刻就感覺得到。在某種程度上，馴鵝似乎能瞭解那是什麼意義，因為他們也在地上跟著跑，拍拍翅膀，發出咯咯的叫聲。

 　　但在這樣跟著跑了一段距離後，他們也就放棄了。

 　　曾經有過這樣一隻野鵝，當秋季遷徙的日子近了，他本欲南飛，但看著那些在地上搖臀擺尾的馴鵝，他感覺到對他們的愛，覺得自己若離他們而去，單獨高飛，將是一種罪惡。於是他想將他們贏過來，希望當風起時，他們也能一起高飛，去看那海闊天空的世界。

 　　為了這個目的，野鵝想盡辦法去接近馴鵝，想教他們飛高一點，再飛高一點。他心中帶著希望，願他們能夠隨著野鵝群飛向青天，脫離那可憐的平凡生活，不必再在地上搖臀擺尾。

　　一開始，馴鵝們都覺得很有趣，他們喜歡這隻野鵝，喜歡他的殷勤，他的熱心。他們也想飛，但卻怎麼也飛不起來，沒多久他們就厭煩了，而開始用尖刻的話奚落他，把他當做一個胡思亂想的傻瓜般嘲弄，認為他既無經驗又無智慧，卻自以為是他們的導師。可嘆！這隻野鵝是如此無私地將自己獻身給馴鵝，並不以他們的奚落、冷淡為忤，但他們的力量壓服了他──最後，長期流落地面的野鵝，竟因此而忘了飛翔的技巧，自己也變成了馴鵝的一份子，跟著在地上搖臀擺尾。

　　西元一八八九年秋天，一個原籍波蘭，而在英國商船上服務十一年的船長，因為沒有船出海而暫時寄居在倫敦的客寓裡。

　　有一天早晨，吃過早餐後，無事可做，於是他在桌前攤開紙，開始寫一年前他航行到婆羅洲和西里伯島運載橡膠及甘蔗時，旅途中遇到的一個男人的故事。這部小說即是有名的《阿梅爾的愚行》，而這位船長就是後來陸續寫出《黑暗的心》、《少年與颱風》等不朽作品的康拉德。

 　　康拉德後來在回憶裡說：「在寫那本小說之前，除了寫信外，我從未寫過任何東西，而信也寫得很少。」身為一名船員，一定有很多傳奇的遭遇，但他說：「我從未用筆記錄下生活裡的事件、印象或奇聞逸事。」事實上，他過去一直是個勤勞而稱職的船員，所以才有機會升任為船長。

 　　他是一個熱愛海洋的人。但這個一直以海為家的人，在三十七歲的時候，卻因為無船出海，而坐在桌前搖身一變成為一個與文字為伍的作家。更令人驚訝的是，他不是用他的母語波蘭語，而是用外國語即英語來寫作。

　　康拉德的傳奇性轉變，不僅是文學史上為人所津津樂道的一個奇蹟，亦是個人生活轉變的一個奇蹟。

　　麥克瑞狄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人，他曾經設計出飛越英吉利海峽的人力飛機及太陽能飛機。

　　有一次，他教他十歲的兒子玩表面張力的遊戲──也就是讓針浮在水面的遊戲。麥氏在年輕時代即對這個物理實驗很有心得，所以他教兒子如何將針放到水面上的各種技巧，譬如用鉤子、磁鐵等，然後看看水面能浮起多大的針。

 　　十歲的兒子玩著玩著，最後好像覺得有點麻煩，而對他父親說：「我們為什麼不先將水凝成冰塊，將各種針放在冰塊上，然後等冰塊溶化，這樣不就可以知道它能浮起多大的針了嗎？」

 　　兒子的巧思讓麥克瑞狄感到吃驚，因為這個方法是他有生以來從未想過的。他一直將思路局限於如何將針放在水面的技巧上，但對物理學一竅不通的兒子，卻用「不一樣的眼光」來看這個問題，結果得到了完全不同、甚至是更好的方法。

 　　我們可以說，麥氏的兒子運用了心理學家狄伯諾所說的「水平思考法」。當然，十歲的小孩子也不知道什麼叫做「水平思考法」，我們應該說，他是在不受任何既定理論、方法的誘引下，也就是在沒有任何成見之下，自自然然想出來的答案。

　　有一則笑話說：一個清教徒和一個天主教徒走在路上，剛好看到一名神父走進一家妓院。那位清教徒聳聳肩膀，臉上露出調侃的笑意，心想這下終於讓他抓到了天主教徒偽善的狐狸尾巴。

　　但那名天主教徒看到了這個情景，臉上卻不禁流露出莊嚴肅穆的神情，他驕做地認為：當他們的一位教友臨終時，即使是在妓院哩，神父也會義無反顧地進去為他（她）祈禱。

 　　李先生初到美國不久，某個星期三早上十點路過一個公園，看到一名白人男子悠閒地坐在長椅上曬太陽，他心想：「美國雖然是個忙碌的國家，但有錢又有閒的人多得是。」

 　　走了不久，又看到一名黑人男子也悠閒地坐在另一張長椅子上曬太陽，李先生不禁又想：「黑人失業的問題真的是那麼嚴重嗎？黃種人想在美國生活大概會跟黑人一樣艱難吧？」

 　　其實，對那位進入妓院的神父和坐在公園長椅上的白人及黑人，我們都沒有足夠的資料研判他們是在「做什麼」。他們都處於一種曖昧不明的情境中，但旁觀者卻會根據自己心中已有的成見或「刻板印象」，而對他們的行為做了「超出事實」的解釋。

　　一、二十年前，瑞士有一個很有名的設計家，他為某種品牌的即溶咖啡重新設計包裝圖案，以淡紫色的斜線條為主，整個構圖非常完美精緻，無懈可擊，而羸得了設計大獎。但這種品牌的即溶咖啡，在以新包裝上市後，銷售量卻慘跌。

　　原因是消費者覺得「淡紫色」並非咖啡的顏色，紫色的咖啡讓人覺得怪怪的，引不起飲用與購買的慾望。

 　　你若不信，只要到超級市場留意一下各種品牌的咖啡，看看它們包裝紙所用的顏色主調是什麼就知道了。它們絕不會是黑色、綠色、紅色、藍色或紫色的，而是不同層次的棕色，也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咖啡色」。

 　　每種東西都有它固定的顏色，有些是天然的、有些是人為的，但看慣了之後，就成為人類對顏色的執念。很少人知道這種執念有多深。

 　　有人曾做過一個有趣的實驗，利用無害的人工色素將各種食物染成奇怪的顏色，然後拿給一群小孩子吃。當這群小孩吃下染成藍色的馬鈴薯後，都覺得怪怪的，而出現胃腸不適或拉肚子的症狀。

　　塔克兒在為他的著作《工作》一書收集資料時，曾問一百三十五個人——從電梯操作員到公司總裁——下面這個問題﹕「你喜歡你的工作嗎？」結果，絕大多數的人都回答說：「我不喜歡。」

　　有一個芝加哥的鋼鐵工人對這個答案做了如下生動的解釋：

 　　「我喜歡看雄偉的大廈，譬如說帝國大廈吧，我希望看到它的兩側牆壁上能各騰出一呎寬的位置，從底層到頂樓，刻上每一個泥水匠、每一個電工、每一個參與其事者的名字。這樣，當某人走過這棟大廈時，他可以告訴他兒子說：『你看，我的名字刻在第四十五層樓的牆壁上，那裡的鋼樑是我架上去的。畢卡索可以在他的畫上簽名，但我的名字要簽在那裡呢？作家可以在他的書上簽名，每一個人都應該有某種東西讓他簽名的。」

 　　在現代的工業化社會裡，很多人像這位鋼鐵工人般，他無法指名在日復一日的工作裡，哪些是「他個人的成就」。而這可能是讓多數人「不喜歡」他們的工作，感到空虛和了無意義的一大原因。

 　　今天，只有極少數而幸運的人做的是只屬於他而不屬於別人的事，大多數人做的事跟其他成百上千的人一樣，如果他今天夜裡突然消失不見，那麼明天早上立刻有人能拿起他的工具，繼續他的工作；公司的產品或服務不會因他一個人的消失而和昨天有什麼不同。

　　日本上智大學的渡部昇一教授，在他所著的《知識生活的藝術》裡提到他的一位朋友Ａ君。Ａ君把他一生的希望都寄託在每天必搭第一班車去上班這件小事上，他覺得若非如此，則將跟一般人一樣過著平凡的生活。

　　車子發動後，他在安靜、寬敞而清爽的車內專心閱讀各種對他有益的著作。抵達上班地點，門還未開，但他已事先關照過門房，所以門房也都能特別為他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