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沒有自己的東西
一位年高德劭的醫界前輩,兩三年前以私人身份前往大陸,參觀彼岸的醫學教育與醫療措施,回來後說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大陸的醫學院與醫療院所,在硬體方面是不如台灣,不過卻有一些他們的特色。雖然很窮,但也搞了一些自己的東西,我覺得他們很可能對人類醫學知識的進展做出某些貢獻。反觀台灣,表面上有很多新穎的、尖端的設備和技術,但卻都是美國和日本的翻版,我們走容易的路,只是在抄襲、利用別人的智慧。」
短短幾句話,切中四十年來台灣醫學發展的要害。我想,在其他科學教育與科技發展上,恐怕也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而已。所謂的「台灣奇蹟」,其實就是將台灣變成一個龐大的「翻版工廠」,讓具有聰明才智而又勤勉的國人,大量「複製」別人的成果,在經濟起飛之後,我們的醫療與科技似乎也跟著起飛了,但若仔細觀察,則不難發現那只是在隨著別人的樂音起舞,只是像月亮般在反射別人的光輝罷了!
我很難想像當音源與光源消失後,我們是否還能有屬於自己的舞姿與光芒?當然更不用說是否能讓美國人或日本人「分享」我們的光澤了!
這是台灣科學發展的弊病。我們沒有自己的東西,只能跟在人家的屁股後面亦步亦趨地、熱忱地「學習」。以醫學為例,台灣的醫學工作者多屬極優秀的菁英份子,素質不可謂不好,但四十年來,台灣醫學界對增進全人類醫學知識進展上的貢獻卻少得可憐!(這裡所說的「貢獻」是指帶來突破的「創見」,而不是在別人的基礎上搞一些枝節問題)。
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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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宗教信仰下的犧牲者
十七世紀初,伽利略開始用他自製的望遠鏡觀察天體,很快就帶來了一些重大的發現,譬如他「看到」了月球表面的不規則起伏、木星的衛星、土星的光環及太陽的黑子等。但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發現:他覺得他證實了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地球乃是繞著太陽在運轉。
當年,哥白尼雖然確信他的學說才是對天體運行的真實描述,但他深知這與教會的觀點勢同水火,所以遲遲不敢發表,其手稿只流傳於幾個友人之間;直到他彌留之際,才在友人的勸說下,正式出版他的《天體運行論》。
伽利略跟哥白尼不一樣,他不只在生前(一六三二年,時年五十八歲)就將這些發現寫成《兩大世界體系間的對話》一書公開出版,而且在書中以一位「愚人」來代表古老的「地球中心說」。
「地球中心說」乃是教會的教義之一,伽利略身為教徒,如此出言不遜,等於是公開和教會為敵。當時的教皇烏爾班八世雖是伽利略的私人好友,對此卻甚為憤怒,他認為伽利略犯了不可原諒的「欺世罪行」,堅持伽利略必須公開否認他的太陽中心說。但一身硬骨的伽利略不肯屈服,於是烏爾班八世把伽利略送入牢籠,而且下令將《兩大世界體系間的對話》列為禁書。
羅馬的宗教裁判所對伽利略做出終身監禁的嚴厲判決,而且規定他每個禮拜需背誦七篇的悔罪詩篇。伽利略在獄中生病,視力嚴重衰退,因不堪折磨而不得不讓步,佯為屈服,懇求其老友烏爾班八世的原諒。烏爾班八世也見好就收,法外施恩地允許伽利略回返老家「養病」,但仍需悔罪,繼續背誦悔罪詩篇,後來這件工作改由伽利略的妹妹瑪麗亞代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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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洛克印第安人捕鮭的「技術」
哲學家白瑞德(W.Barrett)在《科技的幻像》(The Illusion of Technique)一書裡,曾提到優洛克印第安人(Yurok Indians)建水壩捕鮭魚的情形:
優洛克印第安人是北美太平洋沿岸的原住民,他們的生計相當仰賴從海洋迴游到河流中的鮭魚,因此,捕捉鮭魚是整個部落的大事。在鮭魚要開始從河流的上游奔向海洋的季節來臨之前,優洛克印第安人就在河中建築攔水壩,困住鮭魚,以確保當年冬天的漁獲。
即使以現代的眼光來看,優洛克印第安人的水壩亦是一項頗為複雜的技術性成就。但他們更重視的似乎是在建水壩之前、工程進行中及完工後所舉行的一系列儀式及慶典,包括上演部族神話中的英雄戲碼、祈求神靈賜福、齋戒沐浴、禁慾、禁止說某些話等;他們認為這些儀式及慶典比建水壩、修補漁網等更重要。當捕魚結束,而且豐收時,他們又舉行類似狂歡節的慶祝活動,以較多的言行自由來鬆弛心情。
一個文明人可能會將優洛克印第安人的捕鮭事業劃分為截然不同的兩部分:一是建水壩、修補魚網等活動,它們直接和漁獲相關,也就是我們現代所指稱的「工藝」或「科學面」;至於齋戒沐浴、設壇酬神等活動,和漁獲並無客觀、可驗證的關係,這一部分我們常稱之為「迷信」或「巫術面」。而優洛克印第安人之所以會將這兩部分兼容並蓄,甚至讓「巫術面」凌駕於「科學面」之上,乃是因為他們的心智尚無法區分捕鮭活動中的「客觀成分」與「主觀成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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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R的聖靈降臨之夜
一八七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時上,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古典文學講師麥爾斯(F.Myers)與道德講師西奇威克(H.Sidgwick)兩人相約做飯後的抒情散步。在星月的光輝下,他們邊走邊談,不知不覺中就談起宇宙的本質及其可能的意義。
碧空如洗,群星璀璨,在晚秋的寒意中,麥爾斯忽然近乎顫抖地問西奇威克:「當所有傳統形上學及正統科學方法都無法解決宇宙的奧秘時,你是否認為還有別的方法有助於解答這類的謎團?宇宙真的是一部巨大的機器,就像蒸氣機般,對它的組成分子漠不關心?難道沒有什麼跡象、什麼證據能為人類的存在角色提供某些意義嗎?」
年長的西奇威克靜靜地聽著。麥爾斯有點不自在、甚至靦靦地繼續說:「自有人類以來,就一直有關於鬼魂、精靈及超自然力的報告,但它們現在都已經被正統宗教及科學唯物教條所摒斥。這裡面難道沒有任何關於人類存在意義的重要訊息嗎?」
西奇威克仰視星空沉默片刻,似乎在思索這個問題,然後望進麥爾斯的眼裡,低聲說:「我跟你有同樣的想法,雖然並不樂觀,但它是我們最後的希望。」
據麥爾斯的回憶,在這個彷彿「聖靈降臨」之夜後,他們即決心回應這個質問。一八八二年,兩人結合了當時歐洲學界的俊彥(包括不少物理學家及醫師),在倫敦成立了世界第一個「靈學研究會」(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簡稱S P R),目的即在於匯集科學所無法解釋的心靈異象,以既有的科學方法做有系統、有組織的觀察和研究,希望能證明人有「超乎既有科學定律之外的神秘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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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論帶來的物理革命
「上帝下玩骰子。」一九二○年代,當愛因斯坦和波爾(N.Bohr)進行量子論的歷史性論戰時,說了這句名言。
愛因斯坦原是量子論的奠基者之一,他的電磁輻射理論是量子論的基礎,而「量子」(quanta)一詞亦由他率先提出。但後來他卻極力反對量子論,這不只是觀念的問題,還涉及到一個偉大科學家的「心情」。
二十世紀初,當科學家開始探測原子與次原子世界時,發現原有的物理概念,乃至思考模式都無法描述奇妙的原子現象,整個物理學界陷入痛苦的迷惘中,照孔恩(T.Kuhn)的說法,就是古典物理學的「典範」出現了危機。愛因斯坦當時的心情是:「我覺得地面好像被掀起來似的,我們已看不出任何穩固的基礎,可將我們的理論建基於其上。」
量子論就是為了描述原子現象而出現的新典範。它是由愛因斯坦、波爾、浦朗克、海森堡、薛汀格、鮑立、紐曼等多位物理學大師點滴建構起來的,包含了數種革命性的觀念。其中一個觀念認為,次原子的「行為」──譬如一個電子要從一個軌道跳躍到另一個軌道乃是不可預測的,我們永遠無法確知哪一個電子要在什麼時候從哪一個軌道跳躍到另一個軌道,它們的發生是「自發性」與「偶然性」的,我們頂多只能預測其「或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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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眠下的虛幻自由
在催眠裡,有一個奇妙的現象稱為「催眠後暗示」(post-hypnostic suggestion)。催眠師在將某人催眠,讓他進入催眠狀態後,給他一個暗示,要他在醒來之後的某個時刻或看到某個訊號時,就要照辦某件事。結果在解除催眠,受催眠者恢復清醒後,到了那個時刻,他就會不由自主地去履行他所接受的暗示。
這種「催眠後暗示」不僅有助於了解人類的深層心理,更能經由催眠師與被催眠者事後的辯難,而為人類的處境帶來某些啟發性的思考。
譬如張三在李四的旁觀下,被王五催眠,王五給張三一個催眠後暗示:「當你看到我用手摸鼻子時,你就要脫掉你身上的外套,而且去把窗戶關上。」在解除催眠後,三個人若無其事地閒聊,過了差不多一刻鐘,王五忽然用手摸摸鼻子,張三動了一下身體,然後站起來,脫掉身上的外套,而且走到窗邊,將窗戶關上。
王五開始找碴,他笑著問張三:「你幹麼脫掉外套?」張三不假思索地說:「因為我覺得有點悶熱。」王五打蛇隨棍上,繼續問:「既然覺得悶熱,那你為什麼又去把窗戶關上?」張三遲疑了一下子,說:「因為外面很吵。」王五得理不饒人地說:「外面好像沒有什麼聲音。」張三有點發火,像廣告片裡那個自大的傢伙說:「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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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心理學的一堂課
美國知名的心理學家阿隆森(E.Aronson),每年在他所教的「社會心理學」課堂上,都會問學生一個問題:
「如果要你參加一個想了解體罰是否有助於學習的實驗,在實驗中,當學習者答錯問題時,你需按鈕對他施以電擊的處罰。電擊由弱漸強,當你聽到學習者因受不了電擊,而發出哀求的聲音時,在旁的指導者說為了幫助對方學習,要你繼續按鈕,你會再按鈕嗎?」
阿隆森像個等待告解的神父,環顧講台下的學生,低聲問:「覺得會再按鈕的同學請舉手。」
幾乎每一年,坐了兩百多人的社會心理學教室,都因這個不人道的實驗而變得鴉雀無聲,同學們都緊繃著臉,露出不以為然的神色,沒有人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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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學界的百年瑜亮
在物理的領域裡,如果說愛迪生是近百年來最偉大的發明家,那麼愛因斯坦就是同一時代裡最偉大的發現者。愛迪生使人類社會從瓦特的「蒸氣時代」邁入以他為名的「電氣時代」,美國總統胡佛稱讚他「驅逐黑暗,使我們每個人深受其惠。」是「最有用的市民」。而愛因斯坦則使人類知識從牛頓的「機械論」跨入以他為名的「相對論」門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希班將之譽為「單獨航行在思想海洋上的科學哥倫布」。
一八七九年,當愛因斯坦在德國烏耳木市誕生時,三十七歲的愛迪生在他手創的夢羅研究所發明了感應式電話機及高電阻白金電燈;一九三一年,當愛迪生與世長辭時,五十三歲的愛因斯坦正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擔任客座教授。這兩位物理學界的一時瑜亮,曾在此塵世並存了半個世紀,就宇宙時空座標來看,兩個人可以說非常接近,可惜並未面對面促膝長談過,不過他們曾「間接」交過一次手:
一九二一年,愛因斯坦首次訪問美國,受到熱烈的歡迎。當時有人拿了一分愛迪生所設計的評估美國人「智力」的問卷來考愛因斯坦。愛迪生的這份「智力測驗」注重實用的知識,其中跟物理相關的問題有「聲音的速度為多少?」「市區電車使用多少伏特的電壓?」 「長六公尺、寬三公尺、高三公尺的房間裡,空氣的重量是多少?」等等。
愛因斯坦在看了這些問題後,皺著眉頭說:「聲音的速度有多少?我不知道!我用不著費心去記這些隨手可以在教科書上翻到的東西。」他顯然不同意愛迪生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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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令人緬懷的文學家
一九九○年八月下旬,我參加由中央大學康來新教授率團的「紅樓夢之旅」,到大陸走了一趟。
《紅樓夢》是一部空中樓閣式的小說,所謂「紅樓夢之旅」其實是「曹雪芹之旅」,我們去探尋的主要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生平舊跡,懷著「愛屋及烏」的心情,親臨他在人生旅次可能落腳的驛站,凝視那斷垣殘壁上的蛛網積塵,走進時光隧道,和這位文學巨擘做某種形式的神交。
從北京到南京、揚州、蘇州等地,我們走訪了曹雪芹的誕生地——「江寧織造府」,他幼時遊玩的「西花園」,少年時徜徉的「拙政園」、「隨園」,與同好締結詩社的「右翼宗學」,重履江南時停駐的「瓜州古渡口」,傳言他在晚年落拓時所居住的「西山正白旗村」等地;當然,我們也參觀了根據《紅樓夢》書中描述而興建的北京「大觀園」,以及傳說中為《石頭記》(《紅樓夢》別名)及書中「木石前盟」源本的西山「元寶石」和「石上松」。
沿途都有當地「紅樓夢學會」的學者親切嚮導及解說,雖然這些舊跡大抵皆已非昔日容貌,但仍足以讓人大興思古之幽情,只要發揮一點想像力,眼前彷彿就會走出一個風霜滿面、對空吟哦:「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的曹雪芹來。
北京近郊西山的正白旗村三十九號是保存得很完整的遺跡。一九七一年,住在這裡的一位旗人因屋樑折裂,在準備修繕時發現夾壁間有前人題詩數款,幾經考證,一些專家認為其中有曹雪芹的手筆,於是這棟老舊的民房就成了昔日曹雪芹埋首寫作《紅樓夢》的「悼紅軒」,慕名而來瞻仰或憑弔的文人雅士一時絡驛於途。在經過整修後,此地更名為「曹雪芹紀念館」,除了曹雪芹生平及生活有關的文物外,它已成了紅學家必到的朝聖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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