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的工商社會裡,人類的物質生活可以說達到空前的豐盛,但相較之下,精神生活卻顯得貧乏,很多人缺乏明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心靈空虛、迷惘,酒足飯飽之餘就不知道要做什麼,無所依歸,看不出自己的生命有何意義;特別是又目睹世風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敗壞、社會紛亂,也只能搖頭嘆息,不知如何是好。這時總有人會出來建議說,傳統文化就是我們最好的精神滋養品、匡正社會人心的大補帖,而《論語》乃是傳統文化的代表,所以大家應該好好讀一讀,特別是在傳統文化日漸式微、甚至受到排擠的今天,我們更應該多花點心力在這上頭。話雖沒錯,但想親近傳統文化,我們還是要留意觀念和方法。
孔子在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中「名列第一」的真相
捍衛與宣揚傳統文化的人最喜歡用的一個說詞是:現在很多西方世界的菁英都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不只是人類最寶貴的精神遺產之一,更是解決當前人類困境、建立大同世界的重要處方。而最常被提到的一個事證是:在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評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的榜單中,中國的孔子「名列第一」。連像聯合國這樣的國際組織都認為孔子是對人類文化最有貢獻的名人,我們為什麼還有人在不遺餘力地批評、反對、詆毀、譏嘲孔子和《論語》呢?這不是太妄自菲薄、不明事理、數典忘祖,而且還成了「井底之蛙」嗎?
我因好奇而上網追查。我並沒有找到「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在何時、什麼情況下發布此一訊息的第一手資料,只見很多人都加以引用,而「世界十大文化名人」的順序也有兩個版本,其中一個版本是:1.孔子(BC551—479)2.柏拉圖(BC427-347)3.亞里斯多德(BC384-322)4.阿圭那(AD1226-1274)5.哥白尼(1473-1543)6.培根(1561-1626)7.牛頓(1642-1727)8.伏爾泰(1694-1778)9.康德(1724-1804)10.達爾文(1809-1882)。另一個版本是:1.孔子2.柏拉圖3.亞里斯多德4.哥白尼5.牛頓6.達爾文7.培根8.阿奎那9.伏爾泰10.康德。
孔子在兩個版本裡的確都「名列第一」,但稍有邏輯思維的人都會從名單中發現,孔子「名列第一」是因為他在歷史上最早出現,而不是「貢獻最大」。對一些難以評定高下、優劣的人或事,西方人通常以客觀的條件(譬如出生先後)來排順序,以免引起爭議。但中國人卻自古就喜歡以個人主觀的好惡來為人、為事、為書訂高下、排優劣,我個人以為這就是不太好的「傳統文化」,把西方人無關優劣的順序主觀地認為是「世界第一」,這種「自鳴得意」跟對孔子的詆毀、譏嘲其實如出一轍,都是不用大腦理性思考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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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自然界有春夏秋冬四個季節,人的一生也可以分為好幾個階段。雖然不像自然四季那樣分明,多寡和長短也可能因人而異,但每個階段各有它們的色彩與美麗;而在每個階段,我們都會進入一種新的情境,面對新的問題,產生新的想望,做出不同的抉擇,累積新的經驗,為下一階段的人生提供基礎。生命的追尋當然也因此而有了階段性,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有不同的追尋目標。
孔子的人生自述與「人生八階論」
孔子對他的一生做了如下的描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為政)他把他的人生分為六個階段,而每個階段都各有它的重心與特色。
孔子對他一生的描述,讓人想起專研生命歷程的艾力克森的「人生八階論」。他依自我發展將人的一生分為八個階段,每個階段都面臨一個新的情境,帶來新的心理危機,當事者必須在此一關鍵時刻做出抉擇。從出生到十一歲間,艾力克森根據佛洛伊德的心性發展理論,將它們細分為口腔感覺期、肌肉肛門期、運動性蕾期,因較專業且與我們的討論無關,這裡就從略。
第四個階段是潛伏期(約六到十一歲),當事者面臨的「勤勉」或「自卑」的心理抉擇。第五個階段是青春期,當事者面臨的是「自我認同」或「角色混淆」的關口。第六個階段是少壯期,當事者面臨的是「親密」或「孤立」的心理抉擇。第七個階段是成年期,當事者面臨的是「生發」與「停滯」的心理關口。第八個階段是成熟期,當事者面臨的是「完滿」與「失望」的抉擇。從第四到第八個階段,一個人若選擇勤勉、自我認同、親密、生發、圓滿,那他就會有一個豐饒而有意義的人生,並對此感到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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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由各式各樣的人所組成,每個人的觀念、品性、目標、利益都不一樣,甚至南轅北轍,如果經常發生衝突,那社會必定也跟著動盪不安,而大家也都隨之受連累。因此,如何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不僅是我們追尋的目標,更是大家的責任,因為只有在和諧的社會裡,個人才能得到最無礙、最充分的發展。
「君子和而不同」的真諦
但和諧並不是相同――要求大家的想法、目標、做法都一樣,這是在扼殺個人的主體性與差異性,不僅不人道,而且根本做不到;即使看似做到了,也只是表面上的「假和諧」。對這個問題,孔子提出一個精闢的見解,他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意思是才德兼備的君子與人和諧相處,但依然保有自己的人格和看法(不同於他人);而德薄能鮮的小人則迎合他人的觀點,但卻因私利而經常和他人發生衝突(不和諧)。孔子不僅清楚指出「和諧」並不是「相同」,而且還強調是用「不同」的東西來製造和諧、維持和諧。
所謂「物以類聚」、「臭味相投」,要和觀念、品味、作風相同或類似的人和諧相處比較簡單,但如果差別太大,則不僅「話不投機半句多」,彼此看不順眼,甚至還會演變成「不共戴天」,要和諧相處的確不容易;但也不是不可能,其實只要改變一下想法,學習一些技巧,就能化不可能為可能。下面就是孔子提供的幾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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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豐富與更華美的人生來自更好與更多的學習。前文介紹了孔子認為我們對學習應有的心態、學習的原則與方法,但當今社會要學、可學的東西太多,多數人更在意的也許是我們是否應該列出一個輕重、先後、緩急的順序,決定什麼才是我們最需要學習的?
這的確是個問題。一個現代人通常需要經過十幾年正規的學校教育,學的又都以知識和技能為主,而且越到後來學的東西就越專業。這跟孔子所處時代的學習已經有了很大的差別,那他在這方面的看法,還能給我們什麼啟示嗎?
孔子所學與教學的內容
首先,我們要先看孔子自己學了什麼?「信而好古」的他對古代的典籍顯然很有研究,從《論語》的記載可知,他對夏禮、殷禮、周禮,還有在他之前的三代歷史都頗為熟悉;他數次提到《詩經》,也學過並引用《易經》。
此外,孔子亦像子貢所說:「夫子焉不學?」(子張)他不只博學,還多才多藝,當達巷黨的人說孔子非常博學,以致於無法以某一種專長來稱讚他:「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孔子知道了,對弟子們說:「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子罕)意思是如果要他在駕車(御)和射箭(射)擇一作為專長,那他要選擇駕車。這表示孔子也擅長體能活動,他對《周禮》所說的禮、樂、射、御、書、數「六藝」應該都非常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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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當英雄,那麼第一個要征服的對象就是你自己,而征服自己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克制自己的欲望、衝動和行為,讓它們聽命於你。在過去,這種自我克制、自我約束是個人修養最基本、最重要的項目,但現在很多人一聽到它們就皺眉,因為大家認為克制、約束就代表壓抑,壓抑的不只是欲望、個性,還包括創意、精彩快樂的人生等等。在這個鼓吹自由、解放的時代裡,似乎顯得相當不合時宜。但這其實是想當然爾的人云亦云。
要克制的是「不當」而非「過多」
孔子是個很注重自我克制、自我約束的人,他說:「以約,失之者鮮矣。」(里仁)意思是能自我約束的人,犯的過錯就很少。但所謂克制或約束絕無禁止之意,而是要「約之以禮」(雍也)、「克己復禮」(顏淵),讓欲望和行為回復到(或符合)「禮」的儀軌上。當然,「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的幾個「勿」可能給人很大的束縛、壓迫感,但這其實是受到傳統解釋窠臼「束縛」的關係。
當我們說「克制」時,針對的是不當、有害的欲望,但什麼是「不當」、「有害」?習慣的想法是指「過多」的欲望,其實,有些欲望「過少」(譬如厭食)也是有害的,這時就要克制自己想要成為「纖瘦美女」的想望,而「增加」自己的食欲。所以,我們要克制的其實是「過度」――過多或過少的欲望都屬不當。一個人若過度渴望成為「聖人」,那也是必須加以節制的不當欲望。孔子雖然以「聖與仁」為目標,但卻沒有過度渴望,「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罕),他不會把「仁」掛在嘴上,談「聖」的機會就更少。
有幾個人達到《禮記.內則》的規範?
前面在談「禮」時已提過,它最經得起考驗的一個定義是「多數人公認的合適的規範」,但什麼叫做「合適」?它不僅會因為文化而有所差異,即使在同一個文化圈,也會隨著時代而變遷。當「禮」代表一種規範時,它並非都是在壓抑、束縛個人的欲望或行為,譬如在性行為的規範方面,古代的《禮記.內則》就說:「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意思是必須和未滿五十歲的妻妾「五日行房一次」才合乎禮,這哪裡是在壓抑你的欲望?你做不到還「非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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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由各式各樣的人所組成,每個人的觀念、品性、目標、利益都不一樣,甚至南轅北轍,如果經常發生衝突,那社會必定也跟著動盪不安,而大家也都隨之受連累。因此,如何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不僅是我們追尋的目標,更是大家的責任,因為只有在和諧的社會裡,個人才能得到最無礙、最充分的發展。
「君子和而不同」的真諦
但和諧並不是相同――要求大家的想法、目標、做法都一樣,這是在扼殺個人的主體性與差異性,不僅不人道,而且根本做不到;即使看似做到了,也只是表面上的「假和諧」。對這個問題,孔子提出一個精闢的見解,他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意思是才德兼備的君子與人和諧相處,但依然保有自己的人格和看法(不同於他人);而德薄能鮮的小人則迎合他人的觀點,但卻因私利而經常和他人發生衝突(不和諧)。孔子不僅清楚指出「和諧」並不是「相同」,而且還強調是用「不同」的東西來製造和諧、維持和諧。
所謂「物以類聚」、「臭味相投」,要和觀念、品味、作風相同或類似的人和諧相處比較簡單,但如果差別太大,則不僅「話不投機半句多」,彼此看不順眼,甚至還會演變成「不共戴天」,要和諧相處的確不容易;但也不是不可能,其實只要改變一下想法,學習一些技巧,就能化不可能為可能。下面就是孔子提供的幾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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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問:「你覺得孔子是怎樣的一個人?」大多數人腦中浮現的應該是在孔廟裡看過的孔子塑像、或是書本裡見過的孔子畫像;很少人會從《論語》裡去找線索,因為除了「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此一神態的描述外,我們找不到相關、特別是跟孔子形貌相關的蛛絲馬跡。但即使根據這些文字或更多的文字,我們所能產生的孔子形象也相當模糊,遠不如塑像或畫像來得具體。所以,說孔廟或書冊裡的孔子塑像與畫像為我們塑造了孔子的形象,一點也不為過。但它們想要傳達給我們的是什麼訊息呢?想給我們的是什麼樣的一個孔子呢?它們又會如何影響我們對孔子、乃至《論語》的看法呢?
慈城孔廟的兩尊孔子像
二○○九年十月,我和妻子與友人到寧波慈城一遊。慈城是舊慈谿縣縣城,文風鼎盛,從唐代到清代共出了五一九位進士,可謂人才濟濟。慈城的孔廟布局完整、氣勢恢弘,大成殿的「神龕」裡端坐著一尊華麗貴氣、莊嚴神聖,做「天子」打扮的孔子塑像(後來我在曲阜孔廟又看到同樣規格與造型的大成殿和孔子像,顯然就是它的藍本)。雖然神聖貴氣,但如此這般將孔子「帝王化」、「神明化」,反而讓人覺得距離遙遠、不可親近。
來到旁邊的明倫堂,發現堂前院中又立著一尊孔子塑像(銅)。我立刻被它具有現代風格的造型所吸引,因為這位「孔子」做「士人」打扮,臉部的表情非常豐富,似笑非笑、欲言又止,眼角唇邊有著一分疲倦、兩分滄桑、三分無奈;但在疲倦中又有著「樂而忘憂」的自得,在滄桑裡隱藏「吾豈匏瓜也哉」的幽默,在無奈中看到「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堅持。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被供奉在神龕裡,而是站在陽光中,和我們站在一起。看起來就像市井裡的一個智慧老人,我們每個人都可以上前握握他的手、拍拍他的肩膀、摸摸他的鬍子。
這是我看過最活潑、也讓我感覺最親切的孔子塑像,它是著名雕塑家、曾任中國雕塑院院長吳為山的作品。二○一三年,我到英國劍橋大學探望女兒時,又在克萊兒學院(當年陳之藩初到劍橋時,最先落腳於此學院)看到同樣的一尊塑像,「他」就站在一條安靜的綠色小徑旁,顯得有點孤獨,但依然是那樣的欲言又止、似笑非笑、怡然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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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江上的船,路上的人,來來往往,熙熙攘攘,無非是為名而來,為利而往。」這話說得也許太直白了點,但不管你人生追尋的是什麼,在進一步的分析後,都擺脫不了跟名與利的關係(即使只是附帶的收穫);而且,有名有利還能使你的人生追尋更得心應手。「名利雙收」的另一個說法是「富貴兩全」,即使以此為人生追求的目標,也沒有什麼好奇怪的,「求名當求萬世名,計利當計天下利。」在面對名與利、富與貴時,我們不必忸怩作態,重要的是你是如何得到名利與富貴,又要用你的富貴與名利做什麼?
孔子對富貴與名利的基本看法
孔子並不避諱富貴與名利,他大方承認:「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里仁),而且還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述而)如果當車伕可以致富,那他也樂意去做。追求富貴乃人之常情,沒有什麼不好或不對,而且職業無貴賤,只要正當,靠工作致富也是值得鼓勵的。
孔子還認為:「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泰伯)在太平盛世如果你依然貧賤,那表示你並沒有認真去發揮所長,乃是可恥的事。反之,「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在政治昏暗的亂世,你靠混水摸魚、巧取豪奪而富貴,也是可恥的事。
算盤要靠《論語》來撥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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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世界上,父母是和我們關係最密切、也是我們感情投注最多的對象之一,如果你和父母的關係非常美滿,那你的人生必然會隨之美滿許多。當然,我們不是為了想讓自己的人生美滿,才去經營親子關係的,而是前面已經說過,親子感情本乎天性,是「仁」之所由來,也是我們表現「仁」的最原始對象。我們每個人對父母都有一份自然的愛,都想對他們好一點,也希望他們都能快快樂樂地過活。
為何要用「禮」來規範「孝」?
這種子女對父母的親情,在中國文化裡被稱為「孝」。但中國文化裡的「孝」,除了親情的自然表達外,更有行為規範的含意。當孟懿子問孝時,孔子回答說:「無違。」但這個「無違」很容易被理解成「不要違逆父母」,所以後來孔子又對樊遲解釋說「無違」其實是「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為政)也就是在父母生前與死後,對待他們都不要違背禮的規範。
把自然流露的親情變成不能違背的禮節,似乎是多此一舉的矯飾,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禮」的主要功能是要讓我們的情緒獲得適當的抒發,以「禮」來讓我們對父母的親情得到更全方位而優雅的表達,正可以看出孔子對「孝」的重視。那要如何以「禮」來表達「孝」呢?《孝經》說:「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在對父母生活起居、奉養、生病、喪葬、祭祀等方面都有要求的重點,用意就是在適當地表達我們對父母「敬、樂、憂、哀、嚴」等感情。
「孝」的消極意義
子女對父母的感情的確相當豐富而複雜。孔子說:「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里仁)當父母年紀大了以後,我們一方面為他們的長壽高興,但另一方面卻又憂慮他們的衰老,這不禁讓人想起丹麥哲學家齊克果所說的:「真愛的背後必然隱含著憂慮」,我們對父母的看法與所做的一切,有些是來自愛,有些是來自憂慮,但更多是兩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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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感性,也有理性;如果可能,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既感性又理性。道德也有感性與理性之分,「仁」就是感性道德,而「義」則是理性道德;如果可能,誰不希望做個「有仁有義」的人呢?但就像感性與理性經常發生衝突般,「仁」與「義」還有其他德行,也經常讓人陷入道德兩難中,它其實也是我們在生命旅途中經常會遇到的問題。
葉公與孔子對「直」的不同觀點
《論語》提到一件事:楚國的葉公對孔子說:「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回答:「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子路)父親偷了人家的羊,兒子出面舉發,葉公認為這樣的人真「正直」,因為他關注的是社會正義,不被私情所拘束,是所謂的「大義滅親」。但孔子卻不以為然,他認為在發生這種事時,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正直」的道理方在其中。
很多人因為孔子的這番說法而認為他「徇私」、「是非不明」、「虛偽」。其實,所謂「隱瞞」只是「不說」,不主動舉發或作證而已,並非說謊、欺騙;孔子之所以會主張「隱瞞」,因為若主動去舉發或作證,雖然能博得「大義滅親」的美名,但卻傷害了他更重視的一種美德「孝」(「仁」的表現)。在權衡輕重後,他選擇了「孝」,而放棄了「義」;但這是他在道德兩難中的抉擇,因為他認為「孝」比「義」重要,也更有意義。
父親殺了人,舜該怎麼辦?
類似的兩難和抉擇也出現在孟子身上。在《孟子.盡心篇》裡,孟子的弟子桃應提出一個問題:「舜是天子,臯陶是法官,如果舜的父親瞽瞍殺了人,那該怎麽辦?」孟子回答:「把他捉起來就是了。」桃應問:「舜不阻止嗎?」孟子回答:「舜怎麼去阻止呢?臯陶是依法辦事。」桃應又問:「那舜該怎麽辦?」孟子回答:「舜把拋棄天下看得如同丟棄破草鞋一樣。他應該會偷偷地背著父親逃跑,在海邊住下來,高高興興地陪父親過一輩子,忘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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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航行於茫茫大海中的船隻,需要遠方燈塔的指引,才能使它的航行更安全也更順利。在人生的汪洋中,我們也需要這樣的燈塔,那就是可以指引我們生命航程的典範。典範,指的通常是一些具體的人物;從典範身上,我們會發現我們所喜歡的某些特質,看到自己嚮往的一些遠景,進而聽到召喚,受到啟迪。所謂生命的追尋,通常就是去發現自己心儀的典範,然後在他們的召喚與啟迪下,發揮潛能,實現自我的一個過程。
孔子生命中最重要的典範——周公
孔子提醒我們,除了要從正向、光明、好的一面去觀照人生,更重要的是要學習正向、光明、好的行為,將它們落實到生活層面。但要怎麼學習呢?很多學習都只是觀念的灌輸,譬如說做人要「有情有義」,做事要「盡心盡力」等等,這種學習通常會淪為教條化,而且顯得空泛,不如以具體的、活生生的人為榜樣,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就有道而正焉」(學而)、「擇其善者而從之」(述而)、「見賢思齊焉」(里仁);這些話裡的有道者、善者、賢者,就是前面所說的典範。
其實,孔子在他生命追尋的過程中,就有一個非常鮮明的典範――周公。我們知道,周公先後輔佐過哥哥周武王和姪子周成王,在當政其間,制禮作樂,為周朝乃至後代的政治與文化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典章制度,讓百姓安居樂業。在人格方面,他戮力從公,禮賢下士,「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而又潔身自愛,謹守君臣分際。孔子極為推崇周公,他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從夏商兩代修訂而來的周朝禮制,讓孔子覺得美極了,正是他想遵從的;而制定周禮的周公,當然也就成了他想追隨的典範。
事實上,孔子早年的問禮於老子,後來的教學與從政,乃至周遊列國,都是想推行禮樂,重現周公時代的盛世。從他後來所說的:「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述而)更可知,他對周公的崇拜與思慕已到了「魂牽夢縈」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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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活在這個世界上,到底是為了什麼?」每個人的心底遲早都會浮現這個問題,因為大家都想為自己的存在找到目的,都想追尋自己生命的意義。但所謂「意義」或「目的」,其實都是人給的,而且也沒有什麼標準答案。你要賦予你的生命什麼意義,全靠你自己,因為生命是你自己的。
人生的三種目的或意義
有人認為,人活著就是為了享樂,滿足自然所賦予的各種欲望。孔子早就說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記‧禮運篇)自然欲望的滿足當然重要,但如果僅止於此,那跟動物似乎就沒有兩樣。而且,滿足自然欲望所獲得的快樂為時都相當短暫,很快就會感到空虛,如果你想繼續有滿足感,通常需要比上一次更大的刺激才能得到同樣的快樂。這樣的人生,只會讓人越來越覺得空虛與無聊,想要如此過一生的人應該不會太多。
人在飲食男女之後,總會想再做些什麼。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陽貨)孔子認為即使是局戲、下棋等活動,也比什麼都不做來得好。但不管做什麼,重要的是要有所「用心」――把心思放在那上頭。它們包括從上學讀書、上班工作到假日登山、禮佛、參加合唱團、打太極拳、研究昆蟲等等,各式各樣的活動形成了人在文明社會裡的主要生活內容。如果這些活動能符合你的興趣,又能發揮你的才藝,那你就會有愉悅的滿足感,它們比感官的滿足來得持久,而且能讓你覺得生命有所成長、感到充實並獲得某種尊嚴。
但這顯然也不是孔子想要的人生。當學生子路問他「人生的志願」時,孔子回答:「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冶長)這表示孔子不以「獨善其身」為滿足,他還想要「兼濟天下」,走出自我,將自己融入一個更大的群體中,有所用心與付出,讓老年人得到安養,讓朋友們信任,讓年輕人得到關懷;也就是讓世人共享安和樂利的生活,這樣才能使他的生命得到最豐富、最有價值與最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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