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一個弔詭是:越叮嚀自己「我要平靜」,就越無法平靜。在這個時候,你最需「要」的就是拿掉那個「我」。英國哲學家羅素在剛剛嶄露頭角時,偶而有人會請他去演講,他總是非常緊張,在演講前猶如熱鍋上的螞蟻,內心焦躁惶急,演講的效果當然也就不好。有一天,他對自己說:「如果羅素的演講講得很差勁,這世界會有什麼改變呢?它既不會對世界造成任何影響,歷史也將繼續延續。」透過這種反思,他消除了自我中心的關注,不再擔心自己的表現、不再害怕受人輕視,心情變得寧靜輕鬆許多,以後就把演講當作樂事,結果就越講越好。
要想維持心靈的平靜,除了以「無我」的方式去回應外在刺激外,更需要以「無我」的方式去閱歷人生,也就是在待人接物、立身處世方面淡化自我,放空自己。莊子認為,最直接而有效的途徑就是:
放棄求名的心思,放棄謀略的智慮;放棄專斷的行為,放棄智巧的作為。體會無窮的大道,遊心於寂靜之境;讓稟承自然的本性得到發揮,而不自我矜誇,這也就達到「虛」(空明)的境界了。①
如果無所求、無所爭,心中沒有什麼掛慮和懸念,風平浪靜,自然較能維持心靈的平靜。在〈山木〉篇,莊子更用一個巧妙的比喻告訴我們,「無我」還可以改善我們的人際關係:
併起船來渡河,如果突然有條空船碰撞過來,即使心地偏狹、性子急噪的人也不會因此動怒;但如果船上有一個人,那就會大聲喝斥來船讓開;喊一聲沒有回應,喊第二聲也沒有回應,那第三聲就必定會惡聲惡氣地破口大罵。為什麼原先不發脾氣而現在卻大動肝火?因為原先是空船沒有人而現在卻有人在船上。一個人如果能以「虛己」的態度悠遊於人世,誰又能夠傷害他!②
「無我」,就是將自己變成一條空船,沒什麼威脅性,自己自在,別人看了也自在;即使在江湖上跟人發生摩擦,別人也不會跟你計較,更不會傷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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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人可分為兩種:好人與壞人。好人是奉公守法、具有四維八德等傳統美德與價值觀的,「聖人」就是它的代表;而壞人則是違法亂紀、不仁不義、鮮廉寡恥的,「大盜」為其代表;要想讓壞人變成好人或一般人免於淪為壞人,就要加強道德倫理教育。但莊子卻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這除了表示他想打破「好人」與「壞人」僵化的差別觀外,更在反映他對儒家所倡導的仁、義、禮的基本看法:
失去了道而後才有德,失去了德而後才有仁,失去了仁而後才有義,失去了義而後才有禮。禮,是道的偽飾與禍亂的開端。①
莊子認為遠古人類依自然之道及天性之德過著純樸無偽的生活,但在民智漸開,先天道德日漸淡薄後,聖人開始用仁、義、禮來約束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結果卻越弄越糟,因為這些人為規範都可以作假,在大家競相說大話、比虛偽的情況下,整個社會和人心變得越來越虛矯造作,所以說「禮,是道的偽飾與禍亂的開端」。加強道德倫理教育反而可能淪為作奸犯科的幫兇,至少會助長「以符合倫理道德假象」去作奸犯科的情形。
更有進者,在莊子眼中,聖人與大盜還可能是一對「黑暗中的孿生兄弟」,在〈盜跖〉篇,孔子為了感化橫行天下的大盜盜跖而親自去拜訪他,盜跖憤怒而不屑地指責孔子:
如今你修習周文王和武王的治國之道,控制天下的輿論,一心想用你的主張來教化後世,穿著寬衣博帶的儒服,說話與行動矯揉造作,用以迷惑天下的諸侯,企圖藉此追求富貴,最大的盜賊莫過於你。天下人為什麼不叫你做「盜丘」,反而稱我是「盜跖」呢?②
言下之意,孔子也是個「欺世盜名」的盜賊,而且比一般盜賊有過之而無不及。就好像美國心理學家利肯所指出的,英雄與惡棍(聖人與大盜)具有某些類似的人格特質。其實,什麼是「聖」,什麼是「盜」,往往是用「雙重標準」去衡量所造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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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個人都是自己情緒的製造商,但也是品管員。如何管控自己的情緒,讓它們在出場時盡善盡美,自己都覺得滿意,是每個人應該努力的目標。莊子提供給我們的是「無情管理」模式──不要有一般人的情緒反應,它的第一個方針是不要讓你的情緒傷害到你的身心。
但要怎麼做呢?莊子告訴我們:
從事內心修養的人,悲哀和歡樂的情緒都不會使他受到影響。知道世事艱難,無可奈何卻又能安於處境、順應自然,這就是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①
這段話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第一,所謂「內心修養」,除了雍容、恬靜等品性的陶冶外,更重要的是不要受到刺激就隨之起舞,而應該先以自己的認知系統去做評估、調節,然後再決定做什麼反應,也就是說要做自己情緒的主人,而不要淪為它們的奴隸。有一則關於佛陀的故事說:
某日,佛陀行經一個村莊,村民對他說話很不客氣,甚至口出穢言。佛陀安詳地聽完後,向他們道謝,但因他必須趕赴別處,所以請村民等明天他回來時再詳談。一位村民不解地問佛陀:「難道你沒有聽見我們說的話嗎?我們把你說得一無是處,罵得狗血淋頭,而你卻沒有任何反應!」佛陀說:「如果你要的是我的反應,那你應該十年前就來,那時的我就會有所反應。但這十年來,我已經學會不再被別人所控制,我已經不再是個奴隸,我是自己的主人。我是根據自己在做事,而不是跟隨別人在反應。」
我們的情緒反應通常是針對別人而起,如果你因別人的沒教養而生氣,那你就受到他的擺佈,成了他的奴隸。要做自己情緒的主人就是不管別人怎麼對待你,都是他家的事,跟你無關,你不會隨他起舞,而只根據自己的原則來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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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的科技狂人賈伯斯不只改變了蘋果電腦,更改變了全世界。近年來,每當蘋果電腦預告將推出新款的i系列產品時,全球的消費者無不引頸企盼,而在賈伯斯親自上場示範、發表新產品後,更在全球造成搶購熱潮。在賈伯斯的帶領下,「好還要更好,快還要更快」幾乎已成為全球蘋果迷的共同信仰,每個人手上都擁有好幾款的i系列產品。
賈伯斯不幸英年早逝,如果在另一個世界裡,他遇到莊子,而向莊子推銷iphone5,你想莊子會購買嗎?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先回答:如果莊子活在這個時代,你想他會使用電腦和手機嗎?相信很多人的答案都是「不會」。這主要是受到前面所說〈天地〉篇裡那個灌園叟故事的影響,灌園叟不想讓功利機巧傷害他心靈的淳樸,而拒絕使用省力又有效率的桔橰。電腦和手機正是「功利機巧」的科技產品,所以莊子顯然會跟他筆下的灌園叟一樣,拒絕使用電腦和手機。
但除非你什麼工藝或科技產品都不用,否則只想用井與甕、汽車與電燈,卻排斥、拒絕使用桔橰、電腦與手機,不僅讓人懷疑是故步自封,無法接受新事物;而且將自己慣用的科技產品視為「自然真樸」,新發明而自己不會用、不想學怎麼用的科技產品就是「機事機心」,如此「喜怒為用」,厚彼薄此,更違背了莊子齊物論的核心思想。要想了解莊子對電腦、手機、iphone5的可能看法,也許我們要釐清一個更基本的問題──莊子對人與物關係的看法:
擁有眾多物品的人,不可以被物品役使;使用外物而不為外物所役使,所以能主宰天下萬物。明白了能主宰外物的人本身就不是物,豈只是能治理天下百姓而已啊!這樣的人能往來於天地四方,神遊於整個世界,獨來獨往,無拘無束,可稱為「獨有」。擁有萬物而又超脫於萬物,特立獨行,便是無上的尊貴。①
從這段話可知,莊子認為人與物的理想關係是:我們要會使用外物,但卻不能被外物所支配;雖然擁有萬物,但卻又能超脫萬物。任何人都無法擯棄科技產品,關鍵在於你的選擇。對於電腦和手機,重點不是你想不想擁有、要不要學習如何使用,而是不排斥擁有、不拒絕使用、能善加利用而又不受其支配,那才是真正的「超越」。你不覺得前面所說「能往來於天地四方,神遊於整個世界,獨來獨往,無拘無束」的理想人物,就是帶著一部筆電和一支手機走天下的人嗎?
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莊子活在這個時代,那他應該會使用電腦和手機,可能還會有一兩個i系列產品,但卻不會經常更新,因為他覺得電腦和手機夠用就好,而不會受到賈伯斯的蠱惑,每隔幾個月就去換具有新功能的i系列新產品,被蘋果電腦和賈伯思牽著鼻子走。他會同意物理學家海森堡對他的解說:真正讓人「純白不備,神生不定」不是科技,而是盲目追逐不斷推陳出新的科技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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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社會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有很濃厚的實用主義色彩,不只做人要做「有用之人」,求學做事更講究要「經世致用」,凡事必先問「是否有用」?而且不談「無用之事」,不學「無用之學」。這種明確的目的性當然有它的好處,但有時候卻難免流於膚淺、短視。莊子「無用論」的第三個層次──「反動的無用論」,就是為了矯正這種偏差的一種反動。
大家都聽過英國科學家牛頓的一個故事:有一天他坐在蘋果樹下沉思,一枚蘋果從樹上掉下來,剛好擊中他的腦袋,因而讓他產生一個問題::「蘋果為什麼不掉到天上去?」如果牛頓生長在古代的中國,而向中國老師提出上面的問題,孔子也許會皺眉說:「你這個問題何補於國計民生?你問這無用又荒唐的問題幹嘛?不要再玩物喪志了!」但莊子可能眼睛一亮,說:「你的問題看似毫無用處,卻隱含深意,你應該繼續追問下去,因為『無用之用,乃為大用』啊!」在中國的古聖先賢中,莊子很可能是對牛頓的問題最感興趣、並給予最高度評價的人。
莊子的言論向來被認為天馬行空、大而無當,在〈外物〉篇,惠施就對莊子直言「你的言論沒有用處」,莊子回答:
懂得無用才能夠跟他談論有用。大地不能不說是既廣且大了,人所用的只是雙腳能踩踏的一小塊罷了。既然如此,那麼只留下雙腳踩踏的一小塊,其餘全都挖掉,一直挖到黃泉,大地對人來說還有用嗎?①
這段話不只是莊子對自己學說的「無用之用」提出辯解,用它來理解現代的應用科學和基礎科學更顯得特別有意思:應用科學(如建築、化工)就好比「雙腳踩踏的一小塊地」,它是直接而用得著的知識,過去中國人很注重也很會用這一塊;而基礎科學(如數學、物理)就好像「雙腳踩踏之外的一大塊地」,目前看不出對自己有什麼用,但卻是支撐你所踩之地的基礎,你若漠視它、甚至鄙夷它,那你很快就會玩完,無法再踏出去,拓展你想要的「用」,這正是中國過去知識發展的軌跡和困局。
看似「有用」的,其實只能「小用」;看似「無用」的,卻隱含著「大用」。我們再回過頭去看牛頓的問題:「蘋果為什麼不掉到天上去?」乍看荒誕無用,但在他窮追不捨下,卻從中發現了萬有引力,對日後的天文學、人造衛星、航天、巨型機械的發明做出莫大的貢獻。這就是莊子所說的「無用之用,乃為大用」,它才是莊子「無用論」的精髓所在,也是他可能對牛頓的問題感興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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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誰不希望能一展所長,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但它顯然需要很多條件的配合。有人覺得自己雖然擁有很好的資質,卻懷才不遇,無法像千里馬遇到能賞識他、栽培他、將他推上亮麗舞台的伯樂。如果你認為自己就是如此,並為此抱怨,那莊子很可能會說:「我是馬,我不要伯樂。」
伯樂是春秋時代著名的相馬師,每一匹馬都以能遇到伯樂為幸,莊子為什麼會那樣說?因為他對千里馬和伯樂有不同於流俗的看法:
馬,蹄可以踐踏霜雪,毛可以抵禦風寒,吃草飲水,翹足跳躍,這是馬的天性。…等到伯樂出現,說:「我善於管理馬。」於是用鐵燒牠,剪牠的毛,削牠的蹄,烙上印記,…然後讓牠驅馳、奔跑、步伐整齊、行動劃一,前有口銜纓絡的限制,後有皮鞭竹條的威逼,這樣馬就死過半數了。①
伯樂在找出資質好的馬後,並非什麼都不做,牠就自然變成千里馬的,中間顯然要經過管理與調教的過程,但這種管理與調教經常是為了符合某些準則所做的削足適履,也就是對天性的摧殘與扭曲。莊子反對任何傷害天性的人為造作,所以當世人把伯樂視為馬的「貴人」時,他反而認為伯樂是馬的「劊子手」。
莊子的觀點看似偏激,其實不無道理。譬如歌手王菲,在剛出道時,被她的伯樂(唱片公司)精美包裝,穿上麗衣,濃妝豔抹,以王靖雯的藝名唱為她準備的流行歌曲,開始的幾張唱片雖然都上了排行榜,但她卻覺得「被別人擺佈,變得像個機器,像個衣架子,沒有個性,沒有方向感」,於是毅然恢復她的本名王菲,自己寫歌,並以越來越強烈的個性化風格演唱,拋棄傳統的表演服裝,不再手舞足蹈,不多說話、甚至不太理睬觀眾,不少圈內人將此視為大忌,但她卻反而一新世人耳目,讓人覺得她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流露真我與真性情;她的歌唱不是娛樂,而是一種藝術;她也因此而奠定了在歌壇的獨特地位。
如果王菲一路走來都遵照伯樂們對她的包裝、雕琢、安排,那顯然就不會有今天的王菲了。其實,要出人頭地,更非一定要遇到伯樂不可,贏得一九九七年國際羽球大賽冠軍的大陸國手熊國寶,到台灣訪問時,有記者問他:「你能贏得世界冠軍,最感謝哪個教練的栽培?」他坦誠說:「如果真要感謝的話,我最該感謝的是自己的栽培。就是因為沒有人看好我,我才有今天。」當初教練選上他,並不是要栽培他,而是要他陪明星選手練球,但他卻憑著自己的苦練,自行摸索出獨特的反手球,而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異軍突起,奪得世界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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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外界的認知,除了有以偏概全的偏見外,更有先入為主的成見。成見就是「胸有成竹」,它是由個人的閱聽與實際經驗、好惡與信念等所形成的內在認知框架,或者對某些人與事先入為主的刻版印象,多數人在觀照外在事物時,都會不自覺地以它做為重要的指引。莊子說:
如果要追隨自己心中的成見,以之為明師,那誰會沒有這種明師?何必要靠什麼大智慧,從自己心中去找就有了,就是愚人也有啊!還沒有在思想上成形就先有是非的看法,這就好像今天出發去越國而在昨天已經到達一樣。①
當我們觀照外界時,成見或內在的認知架構可以提供快速篩選、比對的方便,但就像莊子所說,我們也快速得到結論,而且得到的總是能滿足我們好惡、符合既定刻版印象或自己信念的結論,甚至是先有了結論,然後再去找證據,也就是「今天出發去越國而在昨天已經到達」。
成見就好像有色眼鏡,戴著它去看東西,所有的東西都會被成見所染色而失真,不符合自己預先設想的訊息都被過濾掉,而與成見相符的訊息則特別顯眼,於是就更加相信自己的成見和信念是對的。譬如你認為「女人就是愛說謊」,那麼你在看女人、在和她們互動時,就特別容易「發現」這方面的「證據」,於是更加相信「女人就是愛說謊」,你在這方面的成見就更加牢不可破。
當然,一個人不可能完全沒有成見,用信念來衡量外在事物也沒有什麼不對(很多信念其實也都屬於成見),問題是你要如何免於淪為它們的囚犯?多多接觸與自己的成見相牴觸的事物,在它們不斷的「洗禮」下,多少可以「沖淡」一些成見的色彩,但釜底抽薪之計還是在自我警惕:自己的某些信念、對很多人與事的看法,可能都只是先入為主、自以為是的成見。英國哲學家羅素是個對很多問題都有自己看法、也很有信念的人,但他說:「我絕不會為我的信念而死,因為我的信念可能是錯的。」我們需要的正是這種謙卑的「自知之明」,羅素的話讓人想起莊子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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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總是有甘有苦、有成有敗,而甘苦、成敗也總是有先有後,因而也就有了「先甘後苦」或「先苦後甘」,「先成後敗」或「先敗後成」兩種不同模式的人生。如果要你做選擇,你會選擇哪種模式的人生呢?但不管你做什麼選擇,又是基於什麼理由做出這樣的選擇,莊子可能會跟你提起一群猴子:
有一個養猴人給猴子吃栗子,對猴子說:「早上給你們三升而晚上給你們四升。」猴子們聽了都很生氣。養猴人於是改口說:「那麼就早上給你們四升而晚上給你們三升。」猴子們聽了都高興起來。①
「朝三暮四」這句成語就是從這裡來的,雖然它現在意指「一個人經常變卦、反覆無常」;但其原始含意卻是在說「同樣的內涵以不同的順序呈現,會讓人產生錯覺,而受到蒙蔽、愚弄」。也許有人會說只有猴子才會產生這種錯覺、被愚弄,但莊子藉這個寓言要說的其實是「人性」,而非「猴性」,你對前面「甘苦人生」的選擇和看法,跟這些猴子其實差不了多少。
心理學家在這方面做過很多實驗。在一個實驗裡,心理學家以兩種方式向一群受測者介紹同一個人A君:甲方式說A君是個「聰明、勤勉、衝動、挑剔、頑固、忌妒」的人,乙方式說A君是個「忌妒、頑固、挑剔、衝動、勤勉、聰明」的人,然後請受測者評估A君給他們的整體印象。結果顯示,以甲方式介紹A君給聽者的整體印象要比乙方式好很多。其實,六種特質完全一樣,只是呈現的順序顛倒而已。其他實驗也顯示,實驗室裡的人類受測者跟莊子寓言裡的猴子一樣:同樣的內涵若以不同的順序呈現,就會讓人產生不同的觀感和情緒反應。這正是莊子所說的:
名和實並沒有改變,但猴子的喜怒卻因而不同,這是猴子主觀的心理在作祟。所以聖人將是與非合而觀之,保持事理的均衡,這就叫做「兩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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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塵中人,個個行色匆匆,似乎總是不斷在追求什麼。而不管你追求什麼,總是有時得手,有時落空;這些得與失的積累,標示著你人生的起伏,也成了界定你一生成敗的重要指標。我們要怎麼看得失?首先,莊子提出了一個很獨特的方法,他說那好比在「聽昭文鼓琴」。昭文是古代有名的音樂家,善於彈琴,莊子說:
果真有完成和虧損嗎?還是沒有完成和虧損?有完成和虧損,好比昭文的彈琴;沒有完成和虧損,好比昭文的不彈琴。①
這個意思是說,昭文雖是彈琴大師,但不管他彈得多好、多久、多少次,都無法呈現所有美妙的聲音,總是有些被遺漏(虧)了。所以,除非他不彈琴,否則只要他一彈琴,就一定有「完成」的部分和「虧損」的部分。如果我們把「完成」當作「得」,將「虧損」視為「失」,那麼莊子的得失觀就是:只要你有所作為,結果就一定有「得」的地方,也一定有「失」的地方。譬如得到了財富,卻失去了健康;失去了權位,但卻得到了愛情。
有個故事說:某位男士從小對音樂有興趣,特別喜歡拉小提琴。但成年後卻追隨父親的腳步往商場發展,後來也成了一個相當成功的企業家。有一天他陪父親到一家高級餐廳用餐,現場有一位小提琴手正在為大家表演,琴音悠揚繚繞。年輕的企業家在聆賞之餘,想起自己以前學小提琴的種種,覺得好像失落了什麼,而悵然地父親說:「如果我當年好好學琴的話,現在也許就能在這兒表演了。」他父親微笑回答:「兒子,你說得沒錯。但如果是那樣的話,你今天也就不會在這兒用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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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的大舞台上,你有你的位置,我有我的位置,而且不時在移動之中。但移動有個趨勢,那就是多數人都拼命想往城裡鑽,朝中心靠,因為大家認為能活躍於繁華的都會中心,乃是成功貴顯的指標;而若只能在寒傖的都市邊陲或窮鄉浮沉,則是失敗窮賤的跡象。如果你為流落於邊陲而哀愁或為活躍於中心地帶而得意,那莊子會告訴你:
我知道天下的中心是在燕國(今河北)的北方,越國(浙江)的南方。①
照常理,天下的中心應該在燕國和越國之間,也就是中原一帶,怎麼反而在邊陲之外呢?莊子會這樣說,其實是要打破我們對中心與邊陲的僵化看法。地球是圓的,地球上的每一個點都可以是天下的中心,但也是另一個中心的邊陲。這正是莊子相對論與齊物論中重要的一環,中心與邊陲的關係不僅是相對的,而且還不斷在改變,翻開歷史,有多少國家和城市一再更換它們的中心與邊陲關係。更重要的是,真正能成為中心的是人,而非地方。
譬如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大提琴家卡薩爾斯是西班牙人,二次大戰後隱居於法國庇里牛斯山腳下的小鎮普拉達,拒絕回到由獨裁者佛朗哥統治的西班牙,同時也拒絕到英美等對佛朗哥政權立場曖昧的國家演出。結果山不轉水轉,一九五○年,世界知名的五十位音樂家和數千名聽眾齊聚普拉達,舉辦第一屆普拉達卡薩爾斯音樂節。隨後連續好幾年,這個偏僻小鎮竟因此而成為「世界音樂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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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你遠離人群,一個人到深山裡獨居,你會有什麼感覺?
首先恐怕要先問你是怎麼看遠近、大小、多寡的?美國自然主義作家梭羅在二十八歲時辭去工作,獨自到森林裡的華爾登湖畔蓋間小木屋,過著隱居生活,並將這段經歷寫成膾炙人口的《湖濱散記》。當他獨自在森林裡過活時,有人問他:「你一個人住在這麼偏僻的地方,不會覺得孤單寂寞嗎?」梭羅回答說:「怎麼會?地球只是宇宙中的一個小點,而我們都擠在這個小點裡。」
如果你認為地球很大,你住的地方離人群很遠,那你一個人深山獨居難免會感到孤單寂寞;但如果你認為地球像一粒小米,和這麼多人擠在一粒小米裡,那你可能就會覺得既熱鬧又溫暖。不同的認知會讓我們產生不同的感受,梭羅的看法讓人想起莊子所說的:
明白天地如同一粒小米,知道毫毛如同一座山丘。①
梭羅像一百多年前的知識份子,對宇宙和天文學已經有了基本的認識,但兩千多年前的莊子為什麼也明白「天地如同一粒小米」呢?這主要來自他睿智的「相對性」認知:既然站在地面看遙遠天際的星星,會覺得它們小如米粒;那麼站在那些星星上面回望我們所居之地(地球),也會覺得它小如米粒。另外,「無限」的概念也使所有可計量的東西都產生了相對性,不管你多大,總還有比你更大的;不管你多小,總還有比你更小的;所以,被大家認為大的其實不大,而被認為小的其實也不小,用另一個標準來衡量,可能就變得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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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對人生感到迷惑,而想做一番清理,那恐怕要先問你對人生、世界和自己有多少認識?這些認識又可以信賴到什麼程度?莊子用「罔兩問影」的寓言告訴我們,我們所認識的自己、世界和人生並非真實,而只是真實的影子。
仔細觀察可以發現,環繞在我們慣稱的影子周圍還有一層影外微陰,它就叫「罔兩」,也可說是我們的第二個影子。在〈齊物論〉裡,罔兩看影子一下子移動一下子又停止,問它為什麼這麼沒有主見?影子回答說它也不知道,只覺得好像受什麼東西擺佈。在〈寓言〉篇,當罔兩又提出同樣的問題時,影子做了較詳細的回答:
我如此活動,自己卻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我就像蟬脫下來的殼、蛇蛻下來的皮,跟本體相似卻又不是事物本身。火與陽光出現,我就顯明;陰暗與黑夜來臨,我隨之隱息。…它們活動我就隨之活動。①
罔兩對影子的疑問,其實也是我們對自己的疑問:「我現在為什麼會這樣想?剛剛為什麼會那樣做?」而影子的回答讓人想起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洞穴寓言:在一個洞穴裡,有一群從小就被監禁的囚犯,雙腳和脖子都被鐵鍊縛住。他們身前有一堵白牆,身後則燃燒著一堆火;他們唯一能看到的是自己及身後事物在白牆上的投影。因為從未看過其他東西,他們很自然地以為那些影子就是唯一的真實,如果洞穴內有什麼聲響,也被認為那是影子所發出的聲音。
莊子與柏拉圖用類似的寓言表達了同樣的看法:如果把人的感官和思維看做光,那我們對事物的觀照就猶如光的照射,你所認識到的自己、世界和人生只是你感官和思維的投影,它們就像影子、蟬殼或蛇皮,跟本體相似卻又不是事物本身。感官和思維較清晰(光線較強),看到的也許會清楚一些,但畢竟還是影子,只是模糊度不同罷了(就像影子與罔兩的差別)。但多數人卻認為那是唯一的真實,並對它們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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