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溢嘉的文字城堡

　　被宣判無救的安娜，將背上的惡瘤想像成一條毒龍，而自己的白血球就是屠龍武士……。

　　醫師說安娜只剩下三個月可活，因為她的頸後長了一個惡性腫瘤，惡瘤迅速滋長，安娜的上半身被壓成駝背，頭也被痛苦地擠到一邊，右手臂則攣縮而麻痺，她已形同廢人，醫師勸她最好回去安排後事。

　　但由於某種意外的機緣與好運，安娜遇到了救星──梅寧哲基金會“生理回饋與心理生理研究中心”的主任諾麗絲。諾麗絲勸她不要放棄，除了繼續接受正規的抗癌治療外，她要安娜嘗試“心像療法”：在心像中將腫瘤“看”成是攀附在自己背部的一條毒龍，而她體內的白血球（免疫細胞）則是屠龍的武士，正不停地以利劍攻擊毒龍。

　　一年後，諾麗絲再見到安娜時，發現她的腫瘤已奇蹟般地萎縮下去，右手臂也可自如活動，下次再看到她時，她頸後的腫瘤已完全緩解了。

　　是瞎貓碰到死老鼠嗎？個人堅定的意志力與積極的想像真的能治療癌症嗎？很多專家認為，在傳統抗癌療法的效果不是很令人滿意的情況下，由病人自己來扮演主動而積極角色的心像療法，仍不失為一種值得鼓勵的輔助性療法。耶魯大學的外科教授西格爾認為，癌症的自發性緩解（消失）是可能的，因為“病人在心理上做了重大的轉變，使癌細胞無法再生存於一個‘新的身體’裡面，一個人在心理上產生排斥癌症的念頭，會使他的肉體也跟著排斥實質的癌症。”西格爾本人從不向病人說：“根據統計，你還有多久可活”或“你回家準備後事吧”，結果病人往往能活過原先預期的期限。

　　瑜珈師父說：“肉體的一切，都在心靈之中”。我們不只是在得了癌症以後，才想起要以堅強的意志力和積極的想像來控制肉體，而是在平時就應該這麼做。

　　人可以用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式來描述同一事物，這兩種描述可能都“正確”，但卻都不“完全”。

　　在物理學界，有一個膾灸人口的故事，那是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布洛克與海森柏格在多年前的一場海邊對話。

　　有一天，布洛克和海森柏格沿著海灘漫步，布洛克不停地向海森柏格談論有關天空數學結構的一個新理論，海森柏格聽著聽著，最後抬起頭來，說：“天空是藍色的，鳥兒在空中飛翔。”

　　這個故事之所以一再被傳誦，因為它為科學家們提供了哲學視野，布洛克和海森柏格的對話很生動地呈現了“互補理論”的神髓：一個人可以用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式來描述同一事物，這兩種描述互不相干，甚至互相抵觸，但兩者可能都是正確的；而且在這種“正確”中，我們看出沒有一種描述是“完全”的。

　　“互補”這個名詞來自顏色中的“補色”現象。我們若將紅色光與綠色光相合，即成為白色光，紅色和綠色就互為對方的補色。補色同時存在，給人一種相調和的美感，譬如我們經常所說的“紅花綠葉”。但紅色中卻沒有一丁點兒的綠色，反之亦然；而唯有將兩種色光相合在一起，才能成為自然的白色光；若從自然的白色光中，抽離紅色光的成份，留下來的就變成綠色光。因此，所謂“補色”或“互補成份”實乃我們在以某種方式了解自然真相時，所必然無法觀察到的“殘留部份”。

　　對人的瞭解亦復如是，人有他的精神面──理想、價值、意識等，也有他的物質面──細胞、神經、荷爾蒙等，這兩個面相看起來互不相干，甚至互相抵觸，但它們一如“紅花綠葉”，一如“天空是藍色的”和“天空的數理結構”之互相彌補，我們唯有同時接受這兩者，讓它們“分庭而不抗禮”，然後，我們對“人的本質”才有較接近“完整”的瞭解。

　　杜魯克人對種種陳年舊恨，沒齒難忘，結果竟至成為難以負荷的心理重擔。

　　時間是化解一切痛苦的最好藥物，但對太平洋中杜魯克環礁上的土著來說，時間卻無法療傷止痛。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人進駐此一環礁地區。某天，一位村民氣急敗壞地跑到軍事行政總部，報告說村裡發生了一件謀殺案，兇手正消遙法外，一聽是謀殺案，美國官員豎起了耳朵，準備立刻派遣憲警出動，逮捕嫌犯歸案。經過調查發現的確是有這麼一件兇殺案，但它並非如一般人所料是發生在幾個小時或幾天前，而竟然是發生在十七年前，只是作案的兇手還一直住在村子裡，消遙法外。

　　十七年前發生的事，當事者在描述時，就好像剛剛才發生般，仍歷歷在目。時間無法治癒杜魯克人的創傷，根據人類學家霍爾的描述，在西方人抵達之前，杜魯克人一直生活在殘暴與血腥的陰影中，人人自危。因為如果有人偷了他人樹上的一顆椰子，或在路上調戲別家的女人，數年過後，當這些往事重新被想起時，受害者立刻又義憤填膺，而可能在半夜發動報復性的攻擊。

　　德國人、日本人和美國人相繼到來後，杜魯克人仍堅持他們的時間觀，當族人控訴酋長的缺失時，酋長過去所做過各種芝麻綠豆般的過錯都被掀出來，彷彿昨天才發生般，絲毫沒有被遣忘。

　　“遺忘”是生活的一種藝術，杜魯克人的心中累積了種種舊恨，沒齒難忘，竟至成為難以負荷的心理重擔。

　　一個人因與人同桌變成十三人，而被請到別桌去，結果他反而擺脫了不吉利的噩運。

　　德國作曲家華格納，一生受到“十三”這個數字的折磨。他的姓名Richard

Wagner.剛好含有十三個字母，他生於一八一三年，死於一八八三年二月十三日。當他十三歲時，母親和姊妹們前往捷克的布拉格，留下不幸的他自己一個人去上學。當他二十六歲（十三的倍數）時，災難再度來襲，他欠人家一屁股債，而不得不逃往巴黎避債。

　　華格納的歌劇作品，完整留下來的只有十三齣，他撕毀了他第一齣歌劇的大部分文稿，這齣劇是在一八三八年的二月十三日首次公演。而他的另一齣歌劇Tannhauser.總樂譜是在一八四五年四月十三日完成的，首演即遭到惡評，一八六一年三月十三日，修改過的劇本又在巴黎上演，結果受到更惡劣的批評。

雖然很多人忌諱“十三”這個數字，但紐約及倫敦都有不信邪的“十三俱樂部”，這些俱樂部的會員數、會費、聚會的日期及人數都故意安排為十三或者十三的倍數。“敦倫十三俱樂部”的一位會員福尼斯，曾在一本幽默雜誌上提到他一位挪威友人的奇遇：

　　一八七三年三月二十日，他在利物浦搭乘亞特蘭提斯號輪船前往紐約，在出發的第十三天，船在哈利法克斯附近觸礁，將近一千名乘客中，有五八○名罹難。在離開利物浦的頭一天，與他同桌的女客們發現他們這桌剛好是十三個人，她們要他坐到別桌去，並問他是否相信“十三代表不吉利”。他說他不相信，但還是照她們的意思坐到別桌去。結果當時的同桌者，相信“十三代表不吉利”的女客們都罹難了，而只有他這個不相信的人僥倖獲救。

　　妻子紅杏出牆的想法痛苦地咬齧著他的心靈，他偷偷跟蹤他的妻子和同事，雖然一無發現，但被妻子背叛的執念卻越來越強烈。

　　E君是一個已婚的中年工程師，多年來，一直因「綠帽疑雲」——認為妻子對他不貞，而在心裡痛苦著。

　　他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某大學的電機系，但因個性拘謹而又好挑剔，所以沒有什麼朋友，更不要說和異性談戀愛了。年輕時代曾以自慰來排遣寂寞，但後來即認為這是幼稚的行為，而以舉重來避免手淫的誘惑。

　　直到三一歲時，他才和現在的妻子結婚，但很快就在性方面遭遇困難。他自己在性方面雖非毫無經驗，不過新婚伊始，即有「力不從心」的感覺，認為妻子在床上表現得過分熱情，讓他頗感惶惑與焦慮，並因此而覺得妻子是一個性欲旺盛的女人，自己恐怕無法滿足她。

　　不久，E君即對這樣的婚姻生活感到失望，認為和這樣的女人結婚太草率了。無奈木已成舟，也只好將就。

　　她撩起裙子，伸出一隻腳，空懸在壁爐的火上烤。這個舉動讓血氣方剛的他極為激動，忍不住伸手抱住對方的腳。

　　Z君覺得女人身上最讓他著迷的地方是她們的小腿和腳，特別是如果女人能用腳踩在他身上，他覺得這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甜美的時刻。

　　這種嗜好來自他少年時代的一次偶然經驗：

　　當他十四歲時，經常去拜訪一位年長的朋友。這位友人有一個雙十年華、長得如花似玉的女兒。Z君在這位朋友家中，喜歡賓至如歸地躺在壁爐前面的地毯上取暖。

　　有一晚，當他像往常一樣躺在地毯上時，朋友的女兒想到壁爐架上拿點東西。她開玩笑地從他身上跨過去，說要讓他看看「稻草會有什麼感覺」，一邊說著一邊撩起裙子，伸出一隻腳，空懸在壁爐的火上烤。這個舉動讓血氣方剛的Z君極為激動，他忍不住伸手抱住對方的腳，將它按在自己的性器上。

　　四二歲的Ｂ女士，在被家人帶到精神病院時，臉上有著焦慮、慌亂與惶惑的神情。

　　她的家人憂心忡忡地說，Ｂ女士在四年前突然失蹤，家人雖四處尋找，但卻音訊全無。最近，好不容易才在離家一千多哩外的Ｒ鎮找到她，但Ｂ女士卻好像完全變成另一個人似的，連父母、丈夫和兒女都不認識了。她說她從未見過他們，她的名字也不叫Ｂ，而是露絲。

　　她冷淡地說：「你們一定是認錯人了，請你們回去。」但每個以前認識她的人卻又都說她明明就是Ｂ，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家人只好將她帶到精神病院來，尋求醫療幫助。

　　住院後，病人仍堅持說她是露絲，而且向醫護人員威脅：如果他們不讓她回到Ｒ鎮的家，她就要控告醫院和那些「自稱是她家人的人」共謀非法居留。

　　醫師相信她家人的話，但也相信病人並非在故意說謊偽裝，而是有什麼奇特的心理創傷，才使她變成今天這副模樣。

　　基於這種認識，醫護人員像接納一個朋友般真誠地對待她，由於這種真誠，而使Ｂ女士慢慢對他們產生了好感和信賴，最後同意進行催眠等各種幫助記憶恢復的方法。在點點滴滴的累積、拼湊下，醫師終於獲得她如下的辛酸病史：

　　 （承上文） 約翰的另一幅作品。這幅畫極度扭曲的兩性人像顯示出約翰自覺到他缺乏性的認同。極度誇張且充滿色情意味的生殖器是屬於男性的，但胸部和覆有蛇髮女妖型長髮的頭部則屬於女性。雙手畫得很大，而且被鎖鍊鎖住，表示患者在與人接觸上有所困難。

我在讀墨的電子書

我在方格子的專欄文章

　　（承上文）約翰的另一幅作品。這幅三尺寬四尺高的美麗彩色畫，再度表示出他過去所畫的男人形象來，他的攻擊性幻想遭受了懲罰，結果變成一棵樹，被束縛在地面上。人像和樹均極精細，且有超現實的畫風。樹根被人的腳所取代，周圍長滿了像火焰一般橙紅色的小草，開出黑色的花朵來，背景則是藍色的。

　　這個憂鬱的非現實世界正代表患者對男人真實生活的恐懼和排斥。在畫這幅畫時，約翰顯得很煩躁不安，有兩次想將它毀掉，重新畫過，但在治療師的鼓勵下，結果還是將它完成了。

我在讀墨的電子書

我在方格子的專欄文章

　　（承上文）約翰的另一幅作品。在這幅以紅、黑、白三色相間，對稱而具有裝飾性的畫裡，蓮花坐姿的女神手腳像前幾幅畫被異樣的誇大，約翰解釋說：「這個狄娃女神手腳及於地球的四個角落，將整個世界包容在她的愛中。」

　　但儘管約翰這樣描述，畫中的女神給人的卻是深具攻擊性而非愛的感覺。他所說的女神狄娃（Diva）可能是印度女神濕婆（Shiva）的誤拼，而濕婆乃是死亡女神。這種將愛與死亡融為一體的觀念，正反映了約翰對愛的病態、罪惡的想法。

我在讀墨的電子書

我在方格子的專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