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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分類:命運奧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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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某個角度來看,古典命定論與科學決定論都在尋找左右個人命運的生命密碼。對科學決定論來說,生命密碼就是遺傳基因DNA,一百多年來,從孟德爾發現遺傳基本定律、摩根證明遺傳基因位於細胞核的染色體上、華森與克利克發現DNA的雙螺旋體結構到高爾等人找到核苷酸序列的定位技術,經過好幾代科學家的辛勤努力和修正後,上世紀末,世界各國的頂尖研究機構更群策群力、分工合作展開「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HGP)──測定組成人類染色體的三十億個核苷酸序列,繪製出人類基因組圖譜,好了解生命的奧秘或「上帝的意旨」,如今已接近尾聲。

 

  對古典命定論來說,生命密碼指的是一個人的生辰、還有與之相關的五行生剋。它們是一兩千年前幾個「天縱英明」的命理學家之思考所得,一經提出,即被視為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後世的命理學家所努力的大部分都只是對它們做些補充說明而已。

 

  這兩組密碼有很大的衝突性,根據古典命定論,「時間」才是決定個人命運的關鍵時刻,但科學決定論卻認為來自父母的遺傳基因的「排列」才是關鍵;即使要談「時間」,那也應該是「受孕時刻」的關係較大,「出生時刻」只是一種浮面的想當然爾。而說到「排列」,命盤在經過排列組合後,雖然可以衍生出很多變化,但根據施寄青等人的計算,紫微斗數的命盤不到二十六萬個,而八字學也只有五十二萬個命格;但單單人類染色體中的核苷酸序列就有三十億個,其間的差距不只是不能以「道里」計而已,而是必須以「萬里」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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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命定論認為一個人的生辰跟他未來的命運──包括他的稟賦、氣質、職業、愛情、成敗、窮達、健康等息息相關,姑不論理由是什麼,要能夠成立、最少讓人相信,就必須先提出足以服人的證據。 

 

  在科學上,「普遍性」與「反覆驗證性」是一個理論或觀點能成立(為真)的最基本條件。這兩個要件都必須建立在大量觀察上,而且觀察的對象不能有選擇性,譬如要證明「八字與企業成功」確實有關,那就必須對台灣前「一百大」或「五百大」企業的所有企業主一一加以檢驗,看看符合其理論的比例究竟有多少;不能「選擇性」地挑其中幾個來說項。而且,如果它是「真理」,那麼真金不怕火煉,不管是對台灣、大陸、美國、甚至非洲的企業家,它都能「反覆驗證」。

 

  在西方,為了求證占星術(認為一個人出生時星辰的運作力足以影響爾後一生的說法)之真偽,學術界曾做過很多調查研究,茲舉數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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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未卜先知」的能力的確讓人刮目相看,但他們通常不是命理學家,而是靈媒、乩童之類的「神通」人士。傳統的看法認為這是因為有神鬼降臨,附在他們身上,才使他們具有超凡能力的;其實,古人已對這類的「未卜先知」提出更精闢的看法。

 

  博學多才、成就非凡的北宋科學家沈括,在他的《夢溪筆談》裡就提到山陽有一位女巫非常靈驗,沈括的伯父特別召她前來,想試試她的功力。當時旁邊剛好有人在下圍棋,於是先數了圍棋的黑子和白子各若干枚握在手中,要她猜。結果她每猜必中,完全符合。但如果隨便抓一把圍棋子,自己不先數數看有幾枚,她就猜不中。沈括說女巫知道的是我們心中已知道的事,如果心中空白一片,她也就不會知道。

 

  明朝都穆的《聽雨紀談》則提到元人小說裡的一則記載:江州有一位卜者,問無不驗。有一個某甲將一把銀子放在盒子裡,問他盒子裡有多少錢?結果卜者猜不出來。某甲說:「這是一種勘人術。只有我知道的,他才會知道。盒子裡的錢不知道自己是多少,他又怎麼能知道是多少呢?」這與沈括的看法相同,但特別點出那是一種「勘人術」。所謂「勘人術」就是「察言觀色」,根據對方身上所流露出來的幽微線索去從事判斷,這種「勘人術」比前面提到的解摸索或福爾摩斯的「鑑人術」更高明、也更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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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八字推命,古人很早就提出一個疑問: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出生的人不知凡幾,他們的八字都相同,照理說他們的命也應該相同,但事實顯然並非如此,為了自圓其說,歷代的命理學家提出幾種讓它變得更周延的「補充」說明:

 

  第一個是加入「出生地」這個變項。在清朝王椷的《秋燈叢話》裡有個故事:兩廣總督某公和他的副將某甲生辰相同,他詢問某命理大師「為何如此?」命理大師反覆推敲,找不出原因,海珠寺的一個和尚提醒他,該時辰出生者都有貴命,但若能有「貫索星對照命宮」,就會更加顯達,他推論總督大人也許是在「監獄」裡出生。翌日詢問總督大人,總督才坦承他的確是母親在獄中服刑時出生的。如此這般,生辰加上出生地,就使八字推命更完備、也更經得起考驗。

 

  第二個是引進「總量管制」的觀念。我們在前面已提到,紀曉嵐說他的第六個姪子和一位僕人的兒子,出生時只隔著一道牆,兩個房間的窗戶相對,嬰兒同時落地啼哭,是真正的「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同分同地」生,但他的姪兒過的是錦衣玉食的生活,在十六歲時早夭;而僕人的兒子過的是粗茶淡飯的生活,到中年還活得好端端的。「為什麼呢?」紀曉嵐認為這很可能是「兩人命中的天祿有一個定數」,他的姪兒因生長於富貴之家,很快就將祿數消耗盡了,而僕人的兒子生長於貧賤之家,祿數到了中年還未用盡。這種「總量管制」容許八字相同的人在生命的旅途中有不同的「盈虛消長」變化,當然也就適用於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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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古典決定論或因果論的各路人馬中,堪輿學(風水)是最特殊、也最讓國人迷戀的一種。「當局者迷」,也許我們應該看看異文化的人是怎麼看待此一「中國國粹」。舉世聞名的英國人類學家弗萊澤(J.Frazer),在他的人類學巨著《金枝集》裡,曾提到中國的風水觀念,而且舉了兩個例子:

 

  「據說在很久以前,泉州府的城廓形狀很像鯉魚,而與之相鄰的永春縣城的城廓形狀則像一張漁網。因而泉州府就經常成為永春縣城掠奪的犧牲品,直到泉州府的居民想出了一個辦法:在城市的中心建立起兩座寶塔,才結束了這種噩運。這是因為這兩座寶塔高聳在城市之上,阻止了想像中的漁網降下來網住想像中的鯉魚,從而對這個城市的命運起了最美好的影響。」

 

  「約四十多年前,上海的一些聰明人曾為了要發現一起地方叛亂的真正緣由而絞盡腦汁。後來經過周密調查,才知道引起這個亂子的原因是由於一所新建廟宇的形狀竟十分不幸地像一隻烏龜,而烏龜是一種秉性極為惡劣的動物。但如果推倒重修,就會褻瀆神明招致災禍,若讓它仍然保留龜形則將招來類似的甚至更可怕的災難。困難嚴重,危險逼人。然而在此緊要關頭,該地的風水先生們靈機一動,成功地找到了好辦法,避免一場災難。他們把代表烏龜眼睛的兩口井填死,這個臭名遠揚的動物便立即成為瞎子,從而不可能再興風作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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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學裡有一個專有名詞,叫做「自我兌現的預言」(self-fulfillment prophecy),意思是說當有人(特別是權威人士)預言將如何如何後,人們就會受其影響,而在最後兌現了那個預言。古典命定論裡的很多「靈驗」現象,其實都屬於這種「自我兌現的預言」。

 

  中國過去有不少預言國家興衰、朝代更迭、帝王受命徵驗的書籍,《推背圖》與《燒餅歌》即是其中佼佼者。這類預言在春秋戰國時代即開始流行,而於兩漢達到巔峰,名目很多,後來被統稱為「圖讖」。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即出現「亡秦者胡也」的讖語,秦始皇因此大修長城,嚴防匈奴(時人稱之為胡);結果,秦朝雖然沒有亡於匈奴,卻亡在秦二世胡亥手裡(也是「胡」,只是此胡非彼胡)。它雖然難稱「自我兌現」,從這裡也可知道,圖讖的預言通常是簡略的隱語,可以有很多解釋,當然也因此增加了它的「靈驗」度。

 

  王莽篡漢後,托古改制,搞得民不聊生,民間即出現各種預言誰能一統天下的讖語。《資治通鑑》有如下記載:當時還無籍籍之名的劉秀,有一次跟姊夫鄧晨一塊兒去拜訪穰縣的蔡少公,蔡少公對圖讖頗有研究,他透露「劉秀當為天子!」這樣的一個讖語,在座有人聽了接著說:「這說的是國師劉秀吧?」(王莽的國師,原名劉歆,後改名為劉秀。很多人認為這句讖語是劉歆自己放出風聲,好營造聲勢的)。在一旁的劉秀開玩笑說:「你怎麼知道不是我呢?」其他人聽了都哄堂大笑,只有鄧晨暗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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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裡提到他因失言獲罪,在等候審判時,聽說看守他的軍官擅長測字,於是寫了「董」和「名」兩個字,請軍官為其預卜吉凶這固然是為了降低焦慮,但更重要的是軍官的預測「董」字意味著:「紀公您就要遠戌了,而且恐怕是要到千里萬里之遙。」而「名」字則表示:「名字下面是口,上面則是外字的偏旁,應該是要流放到口外。又太陽在西邊稱夕,大概是要流放到西域吧。……又,名的字形像君,又像召,皇上一定會再將你召回來。名下面的口字,是四字的外圍,中間缺了兩筆,應該是不到四年就能回來了。今年是戊子年,四年後為辛卯年,夕字又是卯字的偏旁,也與此相合。」後來,紀曉嵐果然被判從軍烏魯木齊,到辛卯年六月才又回到北京。顯然是「應驗」了。 

 

  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這個故事是紀曉嵐故意編造的,但我們有理由相信因為這次經驗而使他相信了測字學,最少會認為它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為什麼會「應驗」?除了軍官透過什麼神秘管道「窺探」到天機外,它其實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釋──在這個故事裡,真正具有關鍵性的問題並非「軍官為什麼能做出奇驗的預測?」而是「紀曉嵐為什麼會在心中浮現那兩個字?」

 

  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伊德不僅是個「命定論」者,他甚至認為我們突然冒出來的想法、看似漫不經心的失誤(說錯話)等,也都是「冥冥中注定的」,只是他主張那是來自「潛意識的動機」,而非什麼「天機」或「命理」。他在《日常生活的精神分析》裡曾提到如下的一次經驗:當他在整理某位女性病人的病歷,而考慮在文章裡該給她取個什麼名字以代替其真名時,左思右想,腦中跳出的是「杜拉」(Dora)這個名字。基於精神分析的命定論色彩,他開始追究其宿因:「杜拉這個名字從何而來?」他馬上想到他妹妹孩子們的保姆也叫杜拉,他本以為這好像沒有什麼關係,但忽然又想起昨天晚上的一件小事:他在妹妹家的餐桌上看到一封信,信封上寫著:「羅莎小姐(Miss Rosa M)」,他覺得奇怪,追問之下,才知道原來這才是保姆杜拉的真名,因為佛洛伊德的妹妹也叫羅莎,所以保姆在這裡工作時,就不得不換個名字。當時,佛洛伊德曾感嘆:「可憐的人!他們竟連自己的名字也保不住!」而隔天,當他在想為一位「不能以真名出現」的女病人找個代名時,「杜拉」這個名字就看似偶然、但其實是必然地浮現出來(這位女病人的病歷即是《少女杜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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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歷代的開國之君都有為他撐腰、證明他是「真命天子」的古典命定論,那麼他身旁一定也有一位上知天文、下通地理、神機妙算、身穿八卦道袍的「軍師」,姜子牙、張良、諸葛亮、徐茂公、劉伯溫等即其代表。

 

  明清筆記小說裡,亦有一大堆劉伯溫的故事:譬如他早年和友人在西湖泛舟,夜觀天象,說:「天子氣在吳頭楚尾,十年後當興,我要去輔佐他。」於是朝那個方向去,最後發現朱元璋就是他要找的「真命天子」(徐禎卿《翦勝野聞》);朱元璋與陳友諒在鄱陽湖展開大戰時,劉伯溫憑其神機妙算,不僅要朱元璋即時換船而逃過一劫,還選在金木相剋之日和陳友諒決戰而大獲全勝(施顯卿《奇聞類記摘抄》);朱元璋定都金陵後,準備興建皇宮,他叫劉伯溫去勘定基址。劉伯溫在勘察地形,測地置樁後,卻被馬皇后依自己的意思加以更動,劉伯溫在看到被動了手腳後,說「這樣當然也不錯,但後世不免要遷都他處。」(張瀚《松窗夢語》);而預言「中國未來命運」的《燒餅歌》,相傳也是他所作。

 

  這些故事和民間傳說告訴我們,劉伯溫精通天文地理、八卦五行,儼然是明清五百年間命理學界或預言學界的第一高手。但真正的劉伯溫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呢?《誠意伯文集》是唯一可確定的劉伯溫傳世之作,筆者在該文集裡找到一篇與古典命定論關係密切的〈天說〉,劉伯溫開宗明義就自問自答地說:「或曰:天之降禍福於人也,有諸?曰:否,天烏能降禍福於人哉!」接著他提出一大堆議論,最後說:「故見禍福而謂之天降于人者,非也。氣未復而以禍福責於天,亦非也。不怨天,不尤人,夭壽不二,修身以俟,惟知天者能之。」所謂「夭壽不二,修身以俟」是引自《孟子》一書,從這段話可知,劉伯溫所具有的其實是儒家的「立命觀」,而非陰陽五行家的「窺命觀」。我們實在很難想像,發出上述議論的劉伯溫,會是一個想藉觀察天文地理而預言人間禍福的「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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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典命定論的各路人馬為什麼能深入民間、歷久不衰?有一個很重要的歷史原因是它們受到歷代統治者的喜愛。因為根據古典命定論的說法,統治者之所以能騎在人民頭上,乃是「奉天承運」;而其他人只能跪下來當順民,也是「命中注定」的;古典命定論對強化君權統治具有莫大的助益。

 

  「上帝的意旨」是「命」的最原始含意,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新論》裡說:商朝的統治者宣稱「上帝就是他們的祖先,因此他們經常受上帝的保佑」、「他們的所作所為,經過『卜』而得到上帝的指示,因此奴隸們必須服從」。但後來周朝推翻了商朝,成為新的統治者,為了替自己的統治找到「法理」基礎,周公旦說周朝亦是受了上帝的命令,來替代商朝的──「天亦大命文王殪厥殷」。

 

  而中國第一個平民皇帝劉邦,在掃平群雄、一統山河後,也說:「吾以布衣持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此後,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想當皇帝或者繼承王位的人,都說是「老天爺」要他們來當皇帝的。但光靠自己吹擂,說服力較小,如果有什麼信而可徵的東西能「證明」自己即是「真命天子」,那就更如虎添翼,讓人望風披靡。而中國古典命定論的各路人馬,也隨之「奉天承運」,在這裡找到了它們最燦爛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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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些開明的命理學家和心理學家會說,人生是非常複雜的,當你陷入困境、感到迷惑、面對疑難時,算命正可以為你「開另一扇窗」,提供另一種解釋、看到另一種可能、發現另一條途徑。所以,我們不必拘泥於古典命定論裡一些過時的說法,也不必在意它是否準確,而應該抱持開放的心靈、健康的態度來看算命,甚至何妨自己去算算命,說不定能帶給一些意想不到的啟示。

 

  這當然有部份的道理,特別是經由占卜而得到的紋路、卦辭、籤詩等,言簡意賅,可以有很多聯想,正可讓我們發揮想像力、磨鍊思考能力。在古希臘就有一個很有名的例子:當波斯帝國的海上大軍壓境時,惶惶不安的雅典人到阿波羅的神廟祝禱,祈求阿波羅能指引他們一條明路。阿波羅透過祭司說出了「信任木牆」這樣的神諭,但對神諭的解釋產生了分歧,有人說神的意旨是要他們逃到以木柵做為防禦工事的衛城去,有人說是要他們趕造木船逃離雅典,有人說阿波羅是要他們造木船和波斯人進行海戰;在一番激辯後,「海戰派」獲勝,於是雅典人造船出海迎戰,奇蹟般地殲滅波斯澤克西斯王的艦隊,改寫了歷史。

 

  但這只是一種情況,也許我們該看看另一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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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東坡有一首〈夜行觀星〉的詩說:「天高夜氣嚴,列宿森就位;大星光相射,小星鬧如沸。天人不相干,嗟彼本何事;世俗強指擿,一一立名字。南箕與北斗,乃是家人器;天亦豈有之?無乃遂自謂。道觀知何如,遠想偶有似;茫茫不可曉,使我常嘆喟。」在這首詩裡,他很清楚地指出占星術不過是一種「象徵主義」,而且對世人的強行附會感到喟嘆。

 

  但在《東坡志林》裡,當他提到唐朝的韓愈(退之)時,又換一種口氣說:「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摩羯為身宮,而僕亦以摩羯為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這似乎又在表明他是相信星命之學的,或者說,當他想要為自己的生命下個定義時,他忍不住又抬頭望天,去尋找迷人的象徵。

 

  這也許是一種矛盾,但也許亦含有生命的某些真諦。蘇東坡讓我想起世界知名導演費里尼,費里尼也是魔羯座的,當影評人格拉基尼(即《費里尼對話錄》一書的作者)問他是否「很相信占星術?」時,費里尼回答得很妙,他說:「我願意相信一切能激發想像、能提供更迷人世界觀、生活觀、或更能適合我生活方式的一切東西。占星術是一套很刺激的系統,也是一套詮釋事物意義為何如此如此的有趣方法。如果有人覺得靠這套方法就會有安全感,因為占星術自有其理論基礎,你又何必非告訴他這是可笑的,今天這個世界已不能再相信這種無稽之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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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微斗數也許是目前海峽兩岸流傳最廣、信眾最多的命理學。有些命理書上說,紫微斗數“已有千餘年之久,是準確性極高的傳統推命術。相傳希夷祖師仰觀天體之運行,下察地理之奧秘,而發明此用以占驗人生窮通禍福的術數絕學,時至今日仍有其精準和驚嘆處”,有些則說它是唐朝的呂純陽(即八仙中的呂洞賓)所創,而由北宋的陳希夷(着有《紫微斗數全書》)將它發揚光大。但不管怎么說,基本上,大家都將紫微斗數視為中國的“國粹”之一。

 

 紫微斗數在推算命運時,比八字更為精密,它先將個人的生辰及性別化為陰陽及五行符碼,然後根據陰陽五行原理及由此衍生出來的一些公式與對照表格,將干支符碼、十二宮位、大運、甲級正星、干係、支係、月係、日係、時係諸星等星辰符碼填入有十二個框框的命盤中,然後由不同框框中的宮位、年齡、星曜配置及框框與框框間的對應關係等,來推算一個人在人生不同階段的事業、財帛、疾厄、交友及親屬狀況等,的確是體大用博。

 

  但筆者無意討論其真偽。為了做泛文化的比較,我去找來希臘占星術的資料,結果發現希臘占星術在分析命運時所繪製的“出生圖”及“推運圖”,竟然跟中國的紫微斗數非常類似:它同樣有十二個框框(但卻是圓形的),同樣是根據一個人出生的年、月、日、時,依復雜的計算公式或對照表格,將他的守護行星、上升星座、守護星宮位、各星座上的行星、強勢行星、弱勢行星、下降行星、基本點行星等“星辰符碼”及子女宮、財帛宮等“十二宮符碼”填進去,然後再根據框框內的符碼、行星與星座間的配置關係、幾何關係、生剋關係等去判讀。當然,這種判讀也跟紫微斗數一樣繁瑣而奧妙。希臘和中國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但在推算命運時,方法為什麼如此類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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