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後期，與友人在台大校園。
最近重讀吾友Ｈ君所譯《從精神分析到存在主義》（原作者為奧地利精神科醫師佛蘭克）一書，彷彿又回復到學生時代的心情，想起那段與幾個朋友分享存在之挫折的日子。
Ｈ君在譯序裡說：「曾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活得很不痛快，日子裡盡是恍惚、不安與了無自信的內疚；面對著極具攻擊性的現實世界，既抓不住生命中恆常的喜悅，連自己是否配成為一個人也無法肯定；於是我把自己孤立起來成為塔裡的男人一個，僅靠著時興時落的激情，捱過一次次死亡的誘惑。」
這種心情我是相當熟悉的，我曾與他在如今已杳不可尋的「七七餐廳」樓上，面對面癱在沙發的暗紅紋路裡，抽煙喝酒，而不說一句話，直到天亮，才拖著自以為非常疲憊的身子塞進計程車裡，飛駛向那個被稱為「異鄉都會」的彼端──台大附近的單身宿舍。
彼時生命對他的最大嘲弄是──一個相當非理性的人讀的竟是需要絕對理性的台大數學系，在這種嘲弄下，他開始翻譯佛蘭克的這本書，想瞭解佛蘭克對「生命意義」的詮釋。在他斷斷續續翻譯這本書的期間，他的「數學」終於沒唸完，而入伍服役。
有一天他跑來找我，說他的「志願」變了，重考考上台大心理系，要我先借他四千元好去註冊。過了一段時間，他拿錢來還我，說他終於想通了，用我借他的錢去買傢俱，和他的女友建立一個小家庭，台大心理系也不必唸了。他以反諷的方式來詮釋他的生命意義，心理系也許能提供他不少關於生命意義的理論，但他終於明白，他要的是「意義」，而不是「理論」。
曾經有過一位哲學家，自己關在斗室裡思索「生命意義」此類的問題，越思索越覺得煩躁不安，後來他走出斗室，到一個彈子房去看人家打彈子（撞球），看著看著，剛才的煩躁不安竟慢慢消失了。學生時代，我也常因為無聊，而自己一個人到中華路的彈子房看人家打彈子，一看就是良久，這間看完了換另一間，我不知道那些人為什麼那麼自在快樂。回到寢室，翻開齊克果的書，齊克果有個「可以為之生為之死的理念」，但我沒有；於是只好又游蕩到Ｈ君或其他友人的住處，相濡以沫，分享存在的受挫。
這種行徑，現在想起來是相當可笑的。我們幾個人在當時低悶的時局中，孑然一身，像梭爾‧貝婁小說《擺盪的人》中的男主角，徵兵令已經下達，但不知何時要赴戰場，生命因等待而擺盪而擱淺。我們亦覺得學生時代只是一種「暫時狀態」，畢業是它的結局，在等待結局揭曉的時段裡，我們缺乏事物的永恆感、自我的從屬感與完整感。
在當時，我們尚無法了解「生活的目的是在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生命的意義是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這句話，對學生來說，它太過遙遠，而且泛指的是一般性的生命意義；我們需要的是獨特的、無可取代的生命意義。我們覺得自己有各種潛能，但無法確知該發揮何種潛能，因為若是專注於神經生理學，勢必無法再專注於老莊哲學，但選擇神經生理學或選擇老莊哲學，它的終極意義又是什麼，我們想先搞清楚，但卻因為無法了解諸如此類的終極意義而有著無能之痛，結果是書劍無成，而依然故我。
在當時，我們有點鄙夷把心力專注於教科書的同學，從未思及那可能是出於他們「真誠的選擇」，當然也無法認識到自己實際上是「怯於選擇」，只是在起跑線附近擺盪、猶疑，問：「跑這條路有什麼意義？」
佛洛伊德曾說：「一旦個人懷疑其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時，他就是有病了。」他認為生活在基本上只是一種滿足需要、消除緊張、維持均衡的奮鬥而已；你若問「生命有什麼意義？」那是因為你的慾望受挫，它只是一種「心理防衛機轉」或「合理化作用」而已。行為主義更直斥「意義」兩字是一種純粹的「幻想」。
雖然我們當時因為無法了解個人生命的意義，而有著無能之痛，但我們均未尋求任何專業的協助，直到今天，我仍為此深感慶幸。如果上帝果真存在，那麼上帝將是最好的心理治療師，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的他將明確的告訴你──你為何而生，你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但我不想要別人的答案，我寧可自己去摸索、追尋。好心的精神科醫師，他可能認為我有憂鬱症，給我藥吃，讓我快樂一點，不再去想這個問題。或者藉挖掘我的過去，告訴我是什麼心理鬱結導致我問這個問題。總之，多數人都會暗示，追問生命意義這個問題相當無聊，你越追問，他們越煩。
佛蘭克曾提到他上初中時的一段往事：有一天，教科學的老師在課堂上口沬橫飛地向學生們解釋，生命分析到最後，只是一種燃燒，一種氧化的過程。十二歲的佛蘭克站起來問：「弗利茲博士，如果你說的是真的，那麼生命有什麼意義呢？」
在這個前提下，他後來發展出獨樹一幟的「意義治療法」是一點也不足為奇的。意義治療法鼓勵你追問生命意義的問題，但它沒有現成的答案可以提供給你，它只是要你去探索、去尋找，然後在這個過程中和你辯難。
現代科學和現代心理學有一種「把人看扁」的傾向，它們認為遣傳和環境支配你絕大部分的行為，如果某人有什麼高貴的情操，它們往往會為它找出某種「形而下」的促發因素，而降低它的高貴性。在昔日，當我拿起教科書，追問「研讀神經生理學有什麼意義？」時，如果我不視此為「高貴」的問題，或者「看低」自己，我可能得到下面的答案：「因為我害怕努力去讀的結果，成績仍比別人差」、「因為我最近失戀」……總之，是我的心理有毛病。
但我不這樣認為。雖然我為此蹉跎了不少時日，但在佛蘭克的啟示下，我終於對自己的問題有了較清楚的認識：一、神經生理學、考試、醫師執照……都不具有「意義性」，它們只是實現生命意義的手段。二、只有在「超越個體」時，才能產生「意義性」。生命的意義不在自身，不在神經生理學的白紙黑字間，而恆發生於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社會之間。一個醫師的生命意義恆發生在他與病人之間。「醫師」只是個空殼，本身不具任何意義。三、內省或沉思、閱讀均無法求得生命意義，因為生命意義不是去「發明」的，而是去「發現」的（在人與客體之間），唯有在行動中才能發現生命的意義。
四、每個個體都是獨特而唯一的，因此，他的生命意義也是獨特而唯一的，無法取代的。五、生命的任何階段都是一種「暫時狀態」，只有逝去的日子才是「永恆」的，因為在那些日子裡你做了某些有意義的事。六、個人終究要透過他所選定的目標，而成就他那無可取代的生命意義，在每一個暫時狀態中，看似有很多選擇（包括不選擇），但就他所選定的目標來看，只有一種選擇是正確的。七、這種選擇的總和，就是個人對其生命意義的實現。
以此來檢視及辯難自己的問題，很清楚地可以看出，昔日一群分享存在之挫折的友人，都是相當自戀的、勇於相信自己的自由而怯於以此自由去做選擇的、無行動能力的、難以跨出自我與他人產生連帶關係的。我們尋問一些枝節的問題，以為是觸到生命意義的核心，其實根本就是「門外漢」。但若無這生澀的醞釀期，徘徊在「門外」良久仍不願離去，也許終生就要錯過「進去」的機會。
Ｈ君在那本書的序言裡說：「僅靠著時興時落的激情，捱過一次次死亡的誘惑」，這種經驗不是一般學生能夠體會的，我們曾經以過多的、各式各樣的激情去填補心靈的空虛，讓我們的神經因熟悉快樂而遲鈍，讓我們的眼睛因飽饜光彩而混濁，我們做遍了各種被稱為「快樂」的事，但還是空虛，我們絕望了。
齊克果曾說：「絕望是死病」，奇怪的是我們並沒有因此而「死」。很多年後，有人問我為什麼不去當醫師，而要從事文化事業？我的回答是「絕望」。我很慶幸我不是在四十歲的時候「絕望」，而是在二十歲的時候就「絕望」。這種說法不是身歷其境的人也許會搞得滿頭霧水，我花很長一段時間，才從生活中體認卡繆所說「希望是勇氣的敵人」這句話的真諦。一個拒絕再希望下去的人（譬如一個決定自殺或決定辭職的人），他立刻會發現種種生存習俗（或公司規章）的可笑性質（荒謬感），他不再理會這些，他整個人豁出去了，他有勇氣做任何事，包括結束自己的生命。
我們沒有結束自己的肉身，但我們到彼時為止的想望差不多都已經結束了。昔日那段日子就像一個美麗的戀人，在夢幻般的愛情中，讓我們品嚐絕望的苦果，我們以埋葬過去戀情所換來的勇氣，重譜新的生命之戀。（1983年，原載《心靈雜誌》，收錄於《失去的暴龍與青蛙》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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