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願陷入專業的缺憾,寧可出軌而行

 

  談到這裡,我很自然地接續這個話題:「醫科畢業之後呢?是什麼緣由讓你走向雜誌界,而放棄當個醫生?」

 

  王溢嘉笑了一下,略搖搖頭,眉宇間似乎浮現一抹淡淡的無奈:「長久以來,一直有人問起這個問題,而我每次的回答都不太一樣.....其實,我也不曉得真正的答案是什麼。對我來說,人生沒有什麼預設的藍圖,很多事之所以會有『理由』,通常是我們事後所作的追補及自我詮釋而已。我覺得這才是人生的真相。」

 

  他這番話跳接得太快,我一時無法真確地掌握住他的意思而顯得困惑:「你說什麼才是人生的真相?」

 

  他微微皺眉沈吟了一下。我想,要把這些體悟講清楚確實並不容易,語言並不是用來詮釋生命最好的工具。過一會兒,王溢嘉還是開口了:

 

  「也許,有些人從小立定志向要追求某些目標,不管是為了使命感或是個人的動機;不過對我來說,絕對不是這樣。我覺得人生的『事實』是很複雜的,沒有什麼預見的情節來讓你搬演。加上我的個性,很少主動追求或選擇什麼,不喜歡有預設的目標,往往是被動地任環境來推動著我變換軌道。」

 

  王溢嘉曾寫過一篇文章分析「孔明心態」,覺得孔明是個消極被動的人。他說他在人格形貌上也有這種缺點。譬如當初進入大新社,並不是自己「積極開拓人生」的結果,而是總編輯主動找上他,否則他可能會繼續疏離擺蕩下去。

 

  「畢業的時候要分發,班上有個協調會,我也去啦!」當時,如果精神科有名額,今日的王溢嘉可能就是另外一種人生走向!可惜,當時他的成績是在中後,協調的結果是「可以去」耳鼻喉科。

 

  本來,醫科的學生雖知道自己日後要當醫生,但那只是一份模糊的藍圖,而今一經分發,人生的未來軌道突然落實而清晰起來。「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就要做一個整天看人家的耳朵、鼻子、喉嚨的人,這跟我心目中知識份子、讀書人的形象非常不一樣。」

 

  王溢嘉心目中所勾勒的知識份子輪廓,無甯是個通才,同時也是個能夠為文的思考者。他曾在一篇劄記裡提到﹕他害怕成為割胃的專家、某種荷爾蒙的權威、或者判讀腦波的能手。他害怕,是因為他覺得「專業」同時意味著「缺憾」。

 

  「結果,我比學醫的朋友懂得更多文學,比搞文學的朋友懂更多心理學,比學心理的朋友懂更多醫學,就像姜子牙的坐騎『四不相』,沒有人會認為我是他的同類。」

 

  有時候,王溢嘉還是必須悲觀地承認人的「有限性」,他知道自己遲早要選擇一個狹小的視窗來「典當」自己的生命,以換取安定的生活。可是,他寧可讓「選擇」來得越晚越好,所以他把申請分發的單子成天放在襯衫口袋裡,一日晃過一日,遲遲沒有交回去;拖著拖著,就拖過了截止期限,這下子即使是他想去耳鼻喉科也去不成。他終於「被迫」成為失去醫院的醫生。

 

重尋安身立命的重心,從頹喪中再生

 

  當不成醫生,生活卻不能就此中止,王溢嘉眼前有一條最現成的路,就是翻譯和寫稿工作。

 

  「我大學時侯,就開始幫一些出版社翻譯書,我畢業那天沒去參加典禮,也是窩在住處翻譯一本書。」因此,他想到自己日後可以「賣文為生」,也許這才是他心裡真正的意念吧!

 

  有一點我倒是頗為好奇﹕他的家境不好,父母既是希望兒子出人頭地,在這個時候會不會阻撓他的決定?

 

  王溢嘉笑著算計了起來:「我當時靠翻譯、寫稿、編書賺的錢,不見得比住院醫師的待遇少多少。父母的意思其實也很單純,只要我能負責維持一個像樣的家就可以,所以他們也不再堅持。」

 

  王溢嘉畢業不久,正逢上《健康世界》籌備創刊,機緣巧合之下,他接下了總編輯這份工作。

 

  「有很多人都以為我放棄醫學,是很果決而勇敢的抉擇,事實上對我來說,一切只是很自然發生而巳。當然,我也可以告訴人們一些光明正大的理由,諸如使命感之類的,這也許可以羸得人們的贊佩或掌聲,但卻不是我內心的真相。我是學精神分析的,我羞於說出這種冠冕堂皇的理由。」

 

  對他而言,如果接下《健康世界》雜誌真的需要「理由」,大概跟他的價值觀很有關係:

 

  「我們大三時要大體解剖,大四要病理解剖,大五、大六為了實習必須常到醫院去『騷擾』病人,為了訓練我們成為一個臨床專業醫師,這些課程容許我們逾越人生的某些範疇,今日我們獲取這些特權,是期盼日後可以因而嘉惠更多的病患。

 

  「所以,一個醫科學生在逾越了生命範疇之後,必須同時付出他的許諾,不能一走了之,否則在良心上會有歉疚和負債的感覺。我相信:人生除了幸福之外,還有責任。」而健康世界雜誌是文化事業,更是傳播醫學知識的一份刊物,這對王溢嘉的文化志趣以及醫學責任來說正好兩全,也可以說是一種折衷的妥協,可以償還他欠醫學的債,也可以顧及自己的喜好。

 

  除此之外,過了幾年任性頹廢生活的王溢嘉,也開始需要一個讓他得以安身立命的重心。「我很慶幸我在二十歲時就感到絕望,而不是在四十歲的時候。」絕望往往使人有勇氣,去嘗試一切的沈淪與罪惡,幾經荒唐頹廢與自責懊喪的迴圈之後,這些經歷如果沒有讓人毀滅,那就會令他再生。「我不是淑女,我不能在沒有接受嚴厲的考驗之前,就以為自己是純潔的」。在大學畢業時,他終於像個倦游的浪子,從絕望與黑暗中走出來,從此他對諸般誘惑便有了免疫力,而更能安心於新的凡常的軌道。「尤其,健康世界剛創刊時,萬事待舉,很有挑戰性,正好可以讓我安定而投入。有很長一陣子,我就乾脆睡在辦公室,真正的以雜誌社為家。」

 

面對中年歲月的轉機,決心轉變未來路向

 

  《心靈》是在一九八一年七月創刊,王溢嘉初始的目的,只是想給自己一些束縛,逼自己讀書,因為雜誌每個月都要出刊,這樣他就偷懶不了。而且,他讀喜歡讀的書,寫出來傳播給同好,又可以有收入,這是多麼令人快意的事。

 

  他辦雜誌的程式和別人不太一樣:他估計自己每個月大約可以寫三萬字,三萬字以二十五開本,連圖片大約四十八頁;再估算成本,每版印三千本,因此訂價為二十五元,這與一般以商業市場為導向的雜誌比較起來,其程式確實是獨樹一格。

 

  王溢嘉說他的性格雖然消極,卻有點「反動」。

 

  「經常,眼前有一條好走的路,我明知道成功的典範在那兒,也知道如果跟著這樣走下去,可以走到某個不錯的程度。比方念醫科,要應付考試拿取高分,對我來說並不是難事;而辦雜誌,我知道怎麼樣掌握市場可以叫好又叫座;可是,那些成功的典範不見得是我要的,我覺得那會變成了一個桎梏。我想要走得和別人不一樣。」

 

  《心靈》雜誌辦了六年多,裡面不只文字,包括每一條線都是他自己畫上去的,王溢嘉認為它不僅是商品,同時也是一份作品。原本,王溢嘉還說這是一份可以傅給兒子的「永久志業」,沒想到一九八七年十一月起,它突然停刊。

 

  王溢嘉說﹕這個決定跟他的生命歷程有很大的關係。「我已經快四十歲了,忍不住要重新衡估人生再次轉變和突破的可能性。」《心靈》算是他較喜愛的作品,所以他原本計畫要在風格上加以變動,不但在業務上加強,在內容上他也打算多創作,逐漸減少翻譯和倚賴外文資料的部份。

 

  然而去年十月裡有一天,他一個人出外散步,走著走著,一個意念忽然清晰地浮上心頭——人生走到中年,生命中的一些問題若仍然只執著在細節上修飾潤改,那就永遠沒有突破的可能性。這個年紀該面對的,應該是人生更根本的問題。就《心靈》雜誌來講,如何改變風格只是枝節問題,它的基本問題應該是:它要不要再辦下去?如果它停刊了,他的人生是否會有較大幅度的轉變?

 

  這個意念浮現之後,他立刻知道他要的答案是什麼。他花了三個月的時間,來結束《心靈》的業務,然後重新思索他未來要做些什麼。

 

在行動中發現生命意義,成就自我的追尋

 

 「我的個性裡,向來很少主動地規劃什麼或追求什麼,年輕時代好像在上山,遇到風景秀麗的地方就流連忘返,這邊看看,那邊摸摸。但現在警覺到自己已在「下坡」的路上了,不能再玩物喪志了,我想多少該有些具體一些的腹案。」到目前為止,王溢嘉對自己「中年後的歲月」,有三方面的打算:

 

  第一個計畫,是他最熟悉且賴以謀生的,即為各報章雜誌寫文章。「我目前執筆九個專欄,每個月大概寫二十篇文章。」與《心靈》不同的是這些文章大多是王溢嘉自己的想法和觀點,而少仰賴外文資料。王溢嘉這些專欄主要談的是三個主題﹕「正視自己、正視社會,以及正視中國傳統文化。」

 

  第二個計畫,他打算花幾年時間找一、兩門有興趣的知識體系來仔鈿鑽研。「我想,讀書本身就是一種莫大的樂趣。」另外,王溢嘉心中也多少放不下中國文人的傳統,希望將來有能力一窺中國文化的真貌及深層結構。也許,精神分析的知識,將可能是一種幫助他理解文化堂奧的鑰匙。

 

  第三個計畫,他打算重拾年少時的夢想,動筆從事真正的創作。「心靈停刊後,我的時間突然多出很多,晚上常常沒事做。我想著,也許我可以開始寫小說......。」我忍不住會心一笑,不是不相信他,只是對這個夢感到很熟悉而已。

 

  訪談結束後,正是華燈初上的薄暮時分。我和攝影林蕙麗走在車水馬龍的仁愛路上,不由然地再次想起王溢嘉在回顧自己懷疑困挫的過往後,所寫下的一段話——「生命的意義不是在內省、沈思或閱讀中去『發明』的,而是在行動中去『發現』的。個人終究要透過他所選擇的目標,來成就他的生命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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