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塵阡陌】傅鐘21響　因傅斯年而來的一些感觸 @ 王溢嘉的文字城堡

　　不久前，我在網路上忽然瞥見「台大學生會推校園轉型正義，校友連署搶救傅鐘」這樣的新聞標題，心裡納悶：台大學生會是準備拆掉傅鐘嗎？否則為什麼會招來校友聯署搶救？在詳細看了各媒體的相關報導後，才曉得事情的始末應該是：

　　台大學生會向校務會議提案由師生共組校園轉型正義小組，調查與公開歷史事實，推動清除具威權意象的校園空間等。台大校友中心在校友的line群組說學生會此舉「恐涉及傅鐘、傅園等」，結果就有校友發起「搶救傅鐘」的聯署活動。雙方人馬並在台大校務會議場外拉布條互別苗頭，校友會這邊說「學生會向當權者獻媚」，學生會這邊則認為「校友會造謠抹黑」（說他們在提案裡根本沒有提到傅鐘）。台大校務會議的結果是否決了學生會成立校園轉型正義小組的提案。

　　這個事件到此暫告一段落。是非黑白，每個人的心中自有一把尺，我無意置喙。不過說起傅斯年、傅鐘和傅園，倒是讓我產生一些感觸：

　　我在高中時代就從書刊中知道傅斯年的一些事蹟，所以在剛上台大的第一堂國文課，老師要我們寫一篇自我介紹時，我就在那篇文章裡說（大意），我服膺已故的傅斯年校長所說要「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的精神」，我覺得台大不是什麼高級職業培訓班，而應該是一個有志青年追求知識和真理、結交朋友的理想學府，我很高興能進台大接受這樣的洗禮。

　　雖然後來才知道「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的精神」其實是史賓諾莎說的，傅斯年校長以它來期許自己和台大師生；而一個念醫學系的人說要來「追求知識和真理」，似乎也有點好高騖遠；但無可諱言，它曾經撼動我年輕的生命，點燃我想要當一個知識分子的熱情。

　　記得台中一中和台中女中的台大聯合校友會迎新晚會，就在傅園裡舉辦。雖然已知傅園就是傅斯年的墓園，但第一次親臨，看到希臘神殿式建築中間擺著的大理石石棺（主辦同學還在神殿的角落和石棺上點著白色蠟燭），我凝視石棺上篆刻的「傅校長斯年之墓」在燭影中明滅，仍不免胸中波濤起伏。

　　位於椰林大道和行政大樓間的傅鐘，是為了紀念傅斯年而建的，也是台大的上課鐘。進台大不久，一次在新生大樓上課，老師在鐘聲響完後進教室，露出神祕的笑容問：「你們聽到剛剛傅鐘敲了幾下嗎？」同學們面面相覷，老師說：「是敲了二十一下。」然後自問自答：「為什麼是二十一響呢？因為傅斯年校長說：『一天只有二十一個小時，剩下三個小時是用來思考的。』傅校長希望你們不只要好好讀書，更要認真思考。」思考、思考、再思考，這的確是一個一流大學的校長應該有的看法和說辭。

　　傅斯年當台大校長的時間其實不到兩年（在任上因腦溢血而過世），但卻成為最受推崇、最讓人緬懷的一位台大校長。我想除了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健將，憂國憂民且不畏權貴，公開為文指責孔祥熙、宋子文，在擔任北大代理校長時雷厲風行，擁有崇高的學術和社會聲望外，更因為他在混亂的時局中，臨危受命，打消赴美看病的念頭，出掌台大。

　　雖然時間很短，卻做了很多事：譬如裁退濫竽充數、不適任的教職員，力邀大陸知名教授前來台大任教，將「敦品、勵學、愛國、愛人」立為校訓，訂定現代化的教學與校務制度、規章等，讓台大脫胎換骨，為建設台大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宏圖打下基礎。

　　其間最受注目的應該是一九四九年的「四六事件」，當時的台灣省政府主席陳誠認為台大和師大是匪諜的大本營，要求進校肅清匪諜，傅斯年以「我有三個條件：一、要快做；二、要澈底做；三、不能流血。」做回應。四月六日當天，警總司令彭孟緝帶軍隊進入校園前，傅斯年警告他：「若有證據該抓就抓，若無證據就不能隨便進學校抓學生！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當天，台大被抓了不少人。事後，傅斯年也盡其力營救出不少證據不足、無辜受牽連的學生。

　　「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被幾年前太陽花學運的學生拿出來傳頌。當然，還是有人對「傅斯年是學術自由、校園自主之捍衛者」的說法不以為然，因為他最後畢竟同意讓軍隊進入了校園。但我們要考慮在當時風聲鶴唳的時局下，他的選擇其實相當有限，我倒是比較認同他所說的另段話：「我不能承認臺灣大學的無罪學生為有罪，有辜的學生為無辜，此之為公平。不能承認任何人有特權，此之謂公平。我既為校長，不能坐視我的學生受誣枉。」

　　傅斯年的學術成就如何，不是我能談的。但他早年認為顧頡剛對少數民族的研究破壞了「中華民族一體」的框架，而說「為學問而學問，不管政治……最為可痛恨者此也。」「若以一種無聊之學問，其惡影響及於政治，自在取締之列。」我覺得這是違反「學術自由」的。

　　以前有一段時間，當被問及我對中醫的看法時，我會以「傅斯年說：『我是寧死不請教中醫的，因為我覺得若不如此便對不住我所受的教育。』」中醫的很多觀點跟我所受的醫學教育也有太多的矛盾，傅斯年的說法是何等犀利而又痛快（難怪會被稱為「傅大砲」）！但後來我已很少再這樣引用，除了自覺「躲在大砲背後」不太光彩，更因為認為傅斯年的說法太獨斷，在本身對中醫還沒有太多了解之前就發此豪語，並非理性的知識份子該有的作風。而他對擁有深厚傳統的台大醫院的整頓，跟當時的醫學院院長杜聰明鬧得頗不愉快，也被認為是外行指導內行。

　　這不是什麼責備賢者，而是每個人都有缺點、弱點和盲點，不必隱惡揚善地去製造完人神話。但即便如此，我還是相當敬佩與喜歡傅斯年，從他身上，我看到的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執著與可愛：他在過世前，對舉薦他的朱家驊說：「你把我害了，臺大的事真是很多，我吃不消，恐我的命欲斷送在臺大了。」抱怨歸抱怨，但他還是奮力而為，也許他認為建設台大是他當時生命中最有意義的一件事吧（或我替他這樣認為）！

　　根據其妻子俞大綵的回憶，傅斯年在腦溢血而死的前一天晚上，還穿著一件棉袍伏案寫作，俞大綵勸他早點休息，他擱筆說：「趕寫文章，想急於拿到稿費，做一條棉褲。」因為他的腿怕冷，西裝褲太薄，不足以禦寒。

　　傅斯年留給台大的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對現在的我來說，也許只剩下「愛人」較有意義。但要怎樣「愛人」呢？傅斯年說：「剋服自私心，剋服自己的利害心，便可走上愛人的大路。」在這個誰也不服誰、互相指摘與撕裂的社會裡，期待所有人在說話為文時，都能花點時間思考（不必三個鐘頭）：「我的所說所寫，裡面包藏了多少自己的私心和利害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