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宗教信仰下的犧牲者
十七世紀初，伽利略開始用他自製的望遠鏡觀察天體，很快就帶來了一些重大的發現，譬如他「看到」了月球表面的不規則起伏、木星的衛星、土星的光環及太陽的黑子等。但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發現：他覺得他證實了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地球乃是繞著太陽在運轉。
當年，哥白尼雖然確信他的學說才是對天體運行的真實描述，但他深知這與教會的觀點勢同水火，所以遲遲不敢發表，其手稿只流傳於幾個友人之間；直到他彌留之際，才在友人的勸說下，正式出版他的《天體運行論》。
伽利略跟哥白尼不一樣，他不只在生前（一六三二年，時年五十八歲）就將這些發現寫成《兩大世界體系間的對話》一書公開出版，而且在書中以一位「愚人」來代表古老的「地球中心說」。
「地球中心說」乃是教會的教義之一，伽利略身為教徒，如此出言不遜，等於是公開和教會為敵。當時的教皇烏爾班八世雖是伽利略的私人好友，對此卻甚為憤怒，他認為伽利略犯了不可原諒的「欺世罪行」，堅持伽利略必須公開否認他的太陽中心說。但一身硬骨的伽利略不肯屈服，於是烏爾班八世把伽利略送入牢籠，而且下令將《兩大世界體系間的對話》列為禁書。
羅馬的宗教裁判所對伽利略做出終身監禁的嚴厲判決，而且規定他每個禮拜需背誦七篇的悔罪詩篇。伽利略在獄中生病，視力嚴重衰退，因不堪折磨而不得不讓步，佯為屈服，懇求其老友烏爾班八世的原諒。烏爾班八世也見好就收，法外施恩地允許伽利略回返老家「養病」，但仍需悔罪，繼續背誦悔罪詩篇，後來這件工作改由伽利略的妹妹瑪麗亞代勞。
大家對這個故事應該都非常熟悉，在人類歷史上，它幾已成為科學家受非科學勢力迫害的一個範例。
瓦維洛夫──意識型態下的犧牲者
除了宗教外，政治勢力也常成為科學家的迫害者。
蘇聯知名的植物遺傳學家瓦維洛夫（N.I.Vavilov），早年曾在英國劍橋大學受業於貝特森（W.Bateson），貝特森是個達爾文主義者，也是今日遺傳學的奠基者。在史達林當政的一九三○年代，瓦維洛夫是蘇聯「列寧農業科學院」的院長，史達林要求增加農業生產，瓦維洛夫基於對遺傳學的認識，想以「交配選種」的方法來改良作物品種，但這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提高生產量。
當時，另外一位來自烏克蘭的生物學家李森科（T.Lysenko）卻反對這種遺傳論，他說「環境重於遺傳」，而主張以「春化法」來縮短冬麥種子的休眠期，冬麥種子在用水和冷藏處理後，於春天播種，也可以在降霜前成熟，這原是古老的方法，先進國家均已揚棄它，而改用遺傳學知識來栽培小麥的新品種。但李森科卻宣稱冬麥種子經春化所引起的變化，可以遺傳給下一代，只要一次春化，即不需年年再進行。
瓦維洛夫無法贊同這種觀點，曾在連續幾次的植物育種代表會議上和李森科針鋒相對。這原是一場科學爭論，但最後卻以非科學的方法收場。
李森科的春化雖然並未大量增加農作物的生產，但卻獲得了史達林的青睞。因為他的觀點符合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史達林正想以馬克斯主義的教條「改造環境」，讓蘇聯人民「脫胎換骨」。於是在史達林的撐腰下，得勢的李森科在科學會議上公然宣稱：由西方孟德爾及達爾文所建立的遺傳進化論完全是一派胡言。結果，瓦維洛夫被指為「西方的間諜」、「人民的公敵」，而在一九四○年被逮捕，流放到薩拉托夫集中營，後來又轉到馬加丹集中營，而死於該處。
這個事件並未就此落幕，李森科在成為「列寧農業科學院」的院長後，又強迫多位遺傳學家改變他們的遺傳進化觀點，不屈從的就是「人民公敵」，而被投入監牢。史達林也下令關閉「醫學遺傳學研究所」，在一九四八到一九六四年間，蘇聯境內禁止老師講授孟德爾的遺傳學及達爾文的進化論。
瓦維洛夫比起伽利略事件來，雖然較乏知名度，但卻慘烈得多。（未完，全文共6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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