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溢嘉的文字城堡

文／祝勇（大陸作家）

　　諸葛亮從來沒有見過潘金蓮，林黛玉也對薛仁貴不感興趣，但是有一天，他們一起參加一個聚會，邀請者是臺灣一位醫學家，他要給他們所有人做一次心理診療。

　　於是就有了這樣一本書，名字叫《古典今看——從諸葛亮到潘金蓮》。書中雲集了包括諸葛亮、包拯、梁山伯、祝英台、白素貞、許仙、薛仁貴、林黛玉在內的諸多名人大腕。兼任古典文學發燒友的王溢嘉沒有請他們簽名合影的意思，相反，在他眼裡，他們都是病人，而他們對此一無所知。

　　“替古人擔憂”這句話，王溢嘉剛好可以充當主語。因為那些人早就死了，而且，他們是否活過，尚值得懷疑——王溢嘉承認，他們在經歷了千回百轉的虛構之後，才出現在我們面前：“在一個民族的集體潛意識中，對歷史與人物似乎有一些‘共同的主觀意念’，某些個既定的結構。

　　它們像‘文化的篩孔’，特別易於過濾，涵攝符合此一心靈模式的歷史枝節和人物特徵，然後以想像力填補其不足，‘再造’歷史與人物。這種‘再造’往往是不自覺的，甚至可以說是來自亙古的‘召喚’，唯有透過此一‘再造’，一個民族集體潛意識中的‘原型’才有顯影的機會。”(王溢嘉：《古典今看》，第2頁，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

　　實際上，《古典今看》是一部對古典文學資源進行重新闡釋的著作。它超出了既有的思維定勢，所以顯得有點與眾不同、離經叛道，他既不為這些文學人物說話，也不與廣大人民群眾保持一致，而是站在第三視角上冷眼旁觀，於是，那諸葛、那包拯、那林妹妹，就已經不再原來的諸葛、包拯、林妹妹，而正在變成另外的人，讓我們感到陌生和驚奇。如同蘇珊• 桑塔格所說：“對那些將被闡釋的作品而言，藝術家本人的意圖無關緊要。”([美] 蘇珊• 桑塔格：《反對闡釋》，第11頁，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

　　20世紀80年代以來，闡釋業已成為中國的文化研究者們觀察文學的方法，他們從西方闡釋學與後結構主義諸名家那裡越來越多地知道了闡釋的自由與快樂。這導致了文學評判體系的變化，他們已對價值判斷不感興趣，而樂於將作品分為適宜於闡釋和不適宜於闡釋的，他們傾向於對作品進行細緻入微、別具一格的解讀，在他們看來，闡釋具有多重性，“即種種闡釋都具有同等的可信性”(同上)甚至，闡釋比作品本身更加重要，因為它使一部作品變成了另外一部作品，將一個人物改寫成另外一個人物。這就是我們對諸葛亮和林黛玉感到陌生的理由。

　　很多年前，李書磊寫過一本《重讀古典》，對中國古典文化資源進行反向閱讀，內容包括《詩經》、唐詩、元曲、《三言二拍》、《聊齋》、《紅樓夢》、《水滸傳》等等，他側重的是文化上的反讀，而《古典今看》更側重精神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佛洛德和福柯對王溢嘉的影響。

　　應當說，王溢嘉是一個具有職業道德的心理醫生，他不放過每一個可能的病人，而且，在他看來，問題的嚴重性在於，這些人的精神疾病具有某種遺傳性，它在染色體的運作之下已經變成我們身體的一部分。我們津津樂道于古人的傳奇，陶醉於舞臺上鏗鏘響亮的唱腔或者妖嬈華麗的舞姿，而自我意識正在喪失。我們正在一種自以為是的滿足中，被歷史催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