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歷史舞臺

  一九三六年,當佛洛伊德八十大壽時,托瑪斯曼(Thomas Mann)、朱利.羅曼(Jules Romains)、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褚威格(Stefan Zweig)、維琴妮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等一百九十一位知名的詩人、作家,聯合簽署了一張禮狀,由托瑪斯曼代表呈獻給佛氏,表達當代藝術家對這位精神分析大師的禮讚,這種殊榮是相當罕見的。

  佛洛伊德原是維也納的一名開業醫師,他所創立的精神分析學說原是用來診療精神官能症病人的,但卻與文學藝術結了不解之緣,我們可以斷言,在所有心理學派中,沒有一個學派能像精神分析學派對文學藝術造成今日有目共睹的、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但精神分析學說在文學藝術界所遭受的誤解,去其原來面目甚遠,也是有目共睹、廣泛而深遠的。

  佛洛伊德在一九○○年出版他的經典著作《夢的解析》一書,而他橫跨兩個世紀的一生(一八五六至一九三九)也約略以一九○○年為分水嶺,這個時候的歐洲,正是浪漫主義與理性主義火拼的舞臺,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我們可以說,精神分析學說乃是十九世紀浪漫文學達於巔峰時的產物,但同時亦含有濃厚的理性實證主義色彩,而它的確也是如此。這種雙重性,使得觀者「橫看成嶺側成峰」,各取所需,是造成它飽受誤解的原因之一。

《拉摩的侄兒》:十九世紀思想重鎮的焦點

  佛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導論》中提到一本書——《拉摩的侄兒》(Rameau's Nephew),我們以此書做開端,來討論精神分析學說或佛洛伊德本人和浪漫主義傳統間的淵源。

  《拉摩的侄兒》由狄德羅(Denis Diderot)寫於一七六二年,幾位十九世紀歐洲思想的重鎮,都覺得這本出色的小說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歌德翻譯過這本書,馬克斯讚美過這本書;黑格爾——馬克斯在寫給恩格爾的信中提及,黑格爾曾以這本書當禮物送人——讚賞之餘,並詳加闡釋;蕭伯納也對此書印象深刻;而佛洛伊德本人,對這本書也有和上述諸位大師所見略同的愉悅。

  該書的要旨在於主角拉摩(一位名作曲家的侄兒)與作者狄德羅間的對話。年輕的拉摩好色、貪財、傲慢而又自卑,有悟性但又常做錯事,舉止如同小孩,可說是一個被輕視、遺棄的無恥之徒。作者狄德羅說:「如果讓這個小野人獨自生活,保留他所有的愚昧,加上三十歲男子的強烈情慾及搖籃中嬰兒的缺乏理智,他會扭斷他父親的脖子,和他母親上床。」但狄德羅並不輕視他筆下的拉摩,相反的,他認為拉摩「高他一等」,代表著潛藏於理性規範之下,危險但又完全需要的東西。

  黑格爾在闡釋這本書時,將狄德羅稱為「誠實的意識」(honest consciousness),認為他這個人理智、守禮而鈍拙;而年輕的拉摩,黑格爾則稱之為「解體的意識」(disintegrated consciousness),稱許他具有偉大的才智,因為他能打破所有正規的社會價值,然後重新予以組合。套用佛洛伊德的學說,拉摩正代表著「原我」(id),而狄德羅則代表「自我」(ego),不管牽強與否,兩者確有某種關聯性。最少在這本書裡,我們看到了佛洛伊德與浪漫主義的共通點:即認識到人類本質中不可見因子的存在,及不可見與可見本質間的敵對。

挺身於魔鬼宴會中的詩人

  自浪漫主義勃興後,一如詩人兼畫家的威廉.布列克(William Blake)所言:「每一個詩人皆挺身於魔鬼的宴會中」,經過人類心靈先鋒隊不斷的開拓和挖掘下,在人類本質中,有某種潛在力量存在的觀念巳逐漸成為那個時代的主要思潮。人類的心靈至此變得不像以前那麼單純,各式各樣的文學作品都為這種思潮的改變提供了豐富的實例。

  詩人開始以這種對他們來說是新發現的能力來寫詩,理智分析的危險、剛愎而自我毀滅的衝動、性愛、隱喻、夢境、由恐怖所造成的惑人魅力,均在華滋華斯(William Wordsworth)、柯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阿諾德(Matthew Arnold)、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愛倫坡(Edgar Allan Poe)、波特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藍波(Arthur Rimbaud)等人的詩篇裡閃爍輝映。重實效與功利的「自我」被貶居於下,而為混亂與放縱的「原我」所取代。

  這股在人類靈魂深地蠢蠢欲動的潛在力量,以多種形式出現,詩人認為它未必是「黑暗」或「不好」的;對華滋華斯來說,潛在力乃代表智慧與力量,不管意識多麼明智,它仍能發揮力量。諾爾瓦(G.de Nerval)高呼:「夢是我們的第二生命」,狄克(Tieck)更大膽提出性是藝術根源的主張。這些在十八、十九世紀陸續出現的想法和表現,從某方面來看,都巳經是十足的「佛洛伊德模式」,或者說是佛洛伊德的先驅伙伴。

  在自傳體的小說方面,浪漫派始祖盧騷(Rousseau)的《懺悔錄》石破天驚,它向我們表白,所謂不道德的觀念亦時時潛藏於「好人」的生涯裡。此後的自傳體小說即逐漸呈現出這種人類心理的複雜性與衝突性,沒有人是「一條腸子通到底」的,人有其高貴、光明的一面,亦有其卑微、黑暗的一面;它們不斷挖掘出人類動機的所有變調,同時向我們暗示,我們不能單憑一個生命中任何單一的時刻、單一的反應而遽下判斷,我們必須同時考慮其他具有決定性的過去,以及有待補償和完成的未來。

叔本華的意志世界

  在哲學方面,叔本華和尼采亦早在佛洛伊德之前,即已清晰地提及佛氏的某些觀念。譬如叔本華在《意志世界與觀念世界》裡說:「意識僅是我們心靈的表面,正如同地球一樣,除了它的外殼,我們對其內部一無所知。」「表面上,人們似為前面的某種東西牽引,其實他是被後面的某種東西推著走。」這個「某種東西」就是「意志」,是「一切慾望的根源」,是「背負能視跛者的健壯盲人」,而「生殖器官乃是意志的中心,與象徵理智的頭腦分居兩端。」

  叔本華在德國出版這本《意志世界與觀念世界》後三十八年,佛洛伊德才在捷克呱呱墜地。但佛洛伊德在未形成自己的理論之前,似乎沒有讀過叔本華的著作,我們只能說這是同樣的時代思潮下,佛洛伊德與叔本華「英雄所見略同」的巧合。

  在小說方面,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yevsky)乃是最佳的代表。在杜氏豐富的人格裡,同時具有藝術家、精神官能症病人、道德家及罪人的成份,他對書中人物「矛盾感情」的刻劃,迄今無人能望其項背。尼采曾恭維杜斯妥也夫斯基,說他是「唯一教我心理學的人」,這種「心理學」顯然也是「佛洛伊德式」的,因為杜斯妥也夫斯基及其小說,後來都成為精神分析學說的「樣本」(詳見第七章)。

  在戲劇方面,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在將他的著作《彼爾.金特》(Peer Gynt)送給友人時,在扉頁題贈下面的話:「生存乃不斷地在內心與靈魂交戰,寫作乃是坐著審判自己。」這與布列克「挺身於魔鬼的宴會中」有異曲同工之妙。

做一次蜻蜓點水似的巡禮後,我們就不難瞭解下面這個小插曲:在佛洛伊德七十歲誕辰的慶祝會上,有人恭維佛洛伊德,說他是「潛意識的發現者」,他當場糾正說這句話的人,不承認他有這個頭銜。他說:「在我之前的詩人和哲學家已發現潛意識,我所發現的只是研究潛意識的科學方法。」

  這絕非過謙之辭,前面所舉的詩人和哲學家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勾劃出人類潛意識的面貌,只是沒有用「潛意識」(unconsciousness)這個名詞而巳。

  因此,我們說佛洛伊德的學說乃是浪漫主義達於巔峰時期的產物,並不為過;但我們似乎更應該注意佛氏的後半段話——「研究潛意識的科學方法」,語氣之間,理性實證主義的色彩表露無遺。

精神分析的「理性之光」

  佛洛伊德自己曾說,他之研究醫學乃是受到歌德的啟發,但啟發他的並不是歌德的文學作品,而是對十九世紀很多科學家產生極大影響的,有關大自然的論文。

  佛氏對理性的信心和信任理性的勇氣,一直是後世為佛洛伊德立傳的人所津津樂道、肅然起敬的人格特徵。愛恩斯特.瓊斯(Ernest Johnes)說:「佛洛伊德對真理的熱忱是他性格中最深、最強烈的動機,是推動他從事拓荒事業的因素。」晚近的弗洛姆(Erich Fromm)也認為「佛洛伊德最顯著,並且也許是最強的感情力量是:他對於真理的熱情,以及他對於理性的堅定信心」。

  啟蒙時代的一句格言「勇敢的認識」,在佛洛伊德的人格與著作裡表露無遺,他對理性的信念和勇氣,支持啟蒙運動時代的所有觀念,否認神話或宗教的合法性(雖然他分析它們),並堅守一種單純的唯物論、單純的決定論及狹隘的認識論,連他所創造的很多精神分析專有名詞都充滿了機械論的色彩,譬如「防衛機轉」(defense mechanism)、「快樂原則」(principle of pleasure)、「密碼法」(cipher method)、「檢查制度」(censorship)等。

為人類新倫理提供科學基礎

  我們試舉佛氏「原我」、「自我」、「超我」(superego)的理論,即可有一概略的認識。他說:「自我發展的方向是從認識本能(原我)而至控制它們,從服從它們而至壓抑它們。超我的作用部分在抑制原我的活動,主要則在參與自我的工作,幫助它完成任務。」

  從這段話裡,我們可以知道認識本能,即認識生命的陰暗面,乃是為了「科學」之故,他從未支持這些「黑暗」;相反的,精神分析的目的是要控制生命的陰暗面,它是在「強化自我,使自我更能獨立於超我;開拓自我的領域,讓它及於原我的窩巢。」「凡原我所在之處」,即所有非理性、不合邏輯、追求享樂的黑暗力量所在之處,「自我亦將達及」,即理智與約束的力量亦將達及。佛氏自己對精神分析的形容是「就像須德海的排水工程一樣」,是用來做為「逐步克服原我的工具」。

  佛洛伊德極為緬懷法國大革命前夕,理性主義黃金時代的精純,他認為那乃是智德的真正典型。像所有的理性主義者,他懷著以理智克服感情的夢想,深信在人類所具有的諸般能力中,理性是唯一可賴以幫助解決現存問題的工具,如果人類能藉理性來了解他悲劇性的命運,則理性終必能使人類有能力來改造令其痛苦的環境。精神分析雖是一種臨床診療法,但佛洛伊德更遠大的抱負似乎是想藉此為人類的「新倫理」(感情的理性化?)提供科學基礎。

「非理性活動的立法者」

  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不是一種「科學方法」,我們在此姑且不論,但它的容易造成誤解,則似乎是在劫難逃,因為一般人所看到的往往只是他揭櫫的「滿載卑污願望的潛意識」。

  代表一百九十一位詩人、作家,向佛洛伊德呈獻禮狀的托瑪斯曼,在他討論佛洛伊德的第一篇諭文裡(托瑪斯曼曾應聘為普林斯頓大學客座教授,講授歌德、文學史及佛洛伊德等課程),即將佛氏描述成一個「致力於生命陰暗面」的學者,是人類心靈中神秘、黑暗與非理性活動的「立法者」。他覺得精神分析理性的一面儘管令人折服,但卻是次要的,甚至是一種「巧合」。他像很多藝術家一樣,基於自身對生命陰暗面的強烈品味,只看到佛大師「須德海」中興風作浪的妖魔鬼怪,而對這位「伏魔大師」苦心經營的「排水工程」卻未能給予應有的注意。

  這是佛洛伊德——也可以說是精神分析——悲劇性的一面,不管是「引蛇出洞」,欲將之降服,或是「深入虎穴」,讓自我達及原我的「窩巢」,欲與之一決雌雄,其勝負結局恐非理性主義者所「推斷」的那麼樂觀。佛氏本人在他有生之年即目睹了悲劇的結局,一九三八年,在集人類非理性大成的納粹集團威壓下,他不得不以八十二歲之高齡亡命英倫,客死他鄉。一個理性主義者壽命愈長,目睹這項悲劇的機會就愈大。

精神分析悲劇性的一面

  話雖如此,但導源於浪漫思潮,而企圖以理性主義加以規範的佛洛伊德學說,仍有其非常莊嚴的一面。像佛洛伊德本人一樣,其學說具有一方面默認人類命運,一方面又欲克服之的高度悲劇性勇氣;如同每一位偉大的人性批判者,他發現人類的驕傲正是人類卑鄙的根源,他對人類的看法,與哥白尼及達爾文的發現一樣,都使得人類更難以維持他原先的驕傲。

  但佛洛伊德眼中的人類,比起當代任何其他學派所能賦予的形象都要來得更具尊嚴,且更饒趣味。佛洛伊德認為人類乃是文化與生物錯綜複雜的結合體,無法以任何簡單的公式(例如「性」)加以理解。正因為人的不單純,所以沒有單純的「好人」;佛洛伊德曾說,人類在其心中有座地嶽,永無止境地升起足以威脅其文明的衝動,人類在追求快樂與滿足時雖具有豐富的想像力,但他總是為其收穫付出更多的代價;與人生種種挫敗取得妥協遂成為他度此塵世的最佳途徑,在以悲劇為結局的奮鬥中,人表現出他最好的本質。這種生命觀不僅不會侷限或簡化人類世界,它開展且豐繁了藝術家的世界。

  一般說來,藝術家是不太歡迎理性主義的,就像詩人華滋華斯所說的:「我們多事的理智 / 破壞事物的美貌 / 分析無異謀殺」,但既「理性」又「分析」的精神分析學說,卻能廣受藝術家的歡迎,除了「誤解」之外,也許要歸因於兩者都是人類心靈的採索者吧!

 

收錄於《精神分析與文學 》一書,紙本書已絕版,歡迎購買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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