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個角度來看,中華文化在三千年前就發展出《易經》這樣一套綿密的、用來解釋宇宙萬象的符號系統與法則,衡諸當時人類的其他文明,它可以說是相當先進而傑出的,但從下面幾點我們也看到了影響它後續發展的幾個重要關鍵:

 

  一是將偉大的創見歸功於聖人:伏羲、周文王、周公、孔子「易經四聖」的說法,雖然有提高《易經》價值與聖人聖明的用意,但也是中華文化裡很糟糕的一種劣根性,因為它其實是想以「訴諸權威」的方式來表明其觀點的「正確性」,你要批評它,就要先「踩過」這些聖人,必然會受到衛道人士的群起而攻,惹來一身羶。這阻礙了後人對它提出質疑、大刀闊斧修正錯誤與進一步發展的機會。

 

  一是認為這套法則已經相當完備:《繫辭上傳》說:「(易經)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又說:「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意思是它已算出天地萬物共有一萬一千五百二十種,對它們運作方式的理解「毫無遺漏」(不遺),不必也無法有更多的「進展」(畢矣)。結果使得原本相當先進的東西開始「原地踏步」,後人只能在那個封閉的系統裡「繞圈子」,最後被別的文化與文明趕上、超前,而中華文化還在那邊「懷古」。

 

  一是研究探索有濃厚的功利色彩:為什麼要對宇宙萬象進行探索和研究而作八卦呢?《繫辭上傳》說:「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這段話告訴我們,研究和探索宇宙萬象,不是為了滿足好奇心與求知欲,而是想趨吉避凶、追求富貴與天下利……,也就是非常務實的、想經世致用的。在這種功利色彩掛帥下,法則「夠用」就好,對宇宙萬象的本質無法做更進一步的深入探討,因為它缺乏可以立刻派上用場的實用性誘因。

 

  生活在中華文化氛圍裡的人,對上面這三點應該都很熟悉。過去雖然也有人對「經」與「傳」提出質疑和批評(譬如北宋歐陽修的《易童子問》),但在由儒家主導的學術與社會氛圍裡,多數人只會「照本宣科」,這樣的質疑和批評非常零星,根本起不了作用。直到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由外到裡面臨驚天動地的挑戰,也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革,在顧頡剛、胡適、郭沫若、馮友蘭、錢穆、高亨等諸學者的論證下,大家慢慢了解,《易經》雖是卜筮之書,但它的符號系統、六十四條卦辭和三百八十六條爻辭還隱含了關於商周或更早之前的宇宙探索、思維模式、經營策略、歷史事件、社會生活、風俗習慣、甚至性觀念等訊息,「十翼」只對它們做「象數」與「義理」解釋,大大侷限了《易經》的意義。

 

  顧頡剛在對《易經》的傳統說法提出質疑時,曾說他這樣做並非在輕蔑《易經》,而是要「從聖道王功的空氣中奪出真正的古籍」。只有恢復《易經》真正的面貌,我們才能了解它真正的意義、真正的價值,而這也才是對《易經》真正的尊重、最大的尊重。

 

  牛頓說:「我看得比別人遠,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形於三千年或更早以前的《易經》是一部值得現代人重新認識的好書,可惜的是兩千多年來,有伏羲、文王、周公和孔子等好幾位「巨人」站在後人的肩膀上,壓得大家連喘氣都不敢,也一直無法挺起身子看得更遠。還好,如今終於有人將「巨人們」請下了我們的肩膀,接下來就讓我們伸伸脖子、聳聳肩膀,看看《易經》到底要告訴我們什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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