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式與幻覺式小說

    榮格認為,夢和神話都是顯現原型,以使意識知曉的工具,夢可視為「個人的神話」,而神話則是「人類的夢」。偉大的文學家具有「原始的眼力」——一種感知原型模式的特殊靈性和用原始意象來表現的天賦,能以藝術的形式將內心世界的經驗傳達到外在世界之中。

  他將文學作品分為兩種,一種是「心理學式的」(psychological),一種是「幻覺式的」(visionary)。心理學式的文學作品,題材多取自意識經驗,作家將日常意識生活及感覺生活中的素材在心理上經過同化、提昇、組合成詩的經驗然後表達出來,使讀者有豁然開朗、洞察人生真諦的感覺。這些經驗及其表現手法,都是可解的;其基本經驗本身也許是非理性的,但並不怪誕;諸如激動與其命定的後果,受命運擺佈的人類,既美麗復恐怖的大自然等,都是自古以來人人皆知的經驗。這類作品,不需要勞駕精神分析學家,因為作家已在作品內嚐試去解析並啟明意識的內涵。

  而幻覺式文學作品的題材,則來自人類的靈魂深處,來自無限;那是一種人類無法瞭解的原始經驗,它像突然拉開簾幕,讓人瞥見仍然未成形的無底深淵般令人感到陌生、著迷、光怪陸離。讀完這類小說,往往令人想起夜裡所作的夢、黑夜的恐怖及那些時常令我們憂心如焚的疑慮。榮格說,這種矇矓性雖然荒誕不經,但並非故弄玄虛,它才是精神分析學家要處理的對象。

原始經驗與神話

    在這裡又出現榮格與佛洛伊德觀點的另一重大歧異。佛洛伊德派的學者認為,幻覺式作品怪異的曖昧背後,一定隱藏某種高度個人之經驗,這些經驗因為無法為意識所接受,遂經過偽裝,而呈現為虛偽表象;更因為這種嚐試以偽裝來掩飾真象的意圖得不到滿足,遂又以一連串的長期創作來重複其意圖。因此,像醫師獲得診斷一樣,佛洛伊德派的學者放下「聽診器」說,偉大的文學作品乃是「病理學」上的問題,作家的幻覺是一種病徵,它是精神官能症病人的反應方式。

    榮格指出,文學作品並不只是作家心靈性向的問題,瞭解歌德與其母親的關係,並無法說明《浮士德》這部作品為什麼偉大,佛洛伊德派的學者顯然忽略了文學作品本身應有的地位(這正是佛洛伊德文學觀的致命傷)。榮格針對此點,提出了遠為寬廣的看法,他說,作家的幻覺不是現實的替代物,而是一種原始經驗,自太古洪荒以來,人類即與它有過接觸,它累積人生的陰暗面,人們或因恐懼而避諱它們,用科學的盾牌與理智的甲胄來防禦自己,但仍不時能憑直覺去體會。

    原始經驗乃是作家創作力的泉源,而神話即是人類發展最初階段中,這些經驗的遺跡。不管那一個時代的作家,為求適切表達其經驗,往往要藉助於神話,他將集體潛意識重新賦予生命,再度成為活生生的經驗。

個人意識與時代意識的缺陷

  集體潛意識可補償我們的意識態度,平衡意識所帶來的偏見、反常或危險狀態。一個時代就像一個人,亦有其意識觀的缺點,因而也需要補償與調節,當作家將集體潛意識化成一種活生生的經驗,成為該時代意識觀的象徵的話,其作品遂震撼了每一個人的靈魂,而成為不朽的傑作。它不僅對當代人民的生活有影響力,也能給予後代子孫真正的啟示,它指出每一個人冥冥之中所渴望達成的目標與大道。

    了解了這點,我們就能明白榮格為什麼會說:「浮士德並非歌德創作的,而是歌德為浮土德創造出來的。」在《浮士德》這部作品裡,蘊藏著某種存在於每位德國人靈魂內的東西,而歌德只是一位促其誕生者。

藝術家——塑造人類潛意識的心靈生活者

  原始經驗是作家創作力的泉源,那麼他的精神生活所帶有的集體性通常都遠超過個人性。榮格說,作家具有較深含義的「人」——一個「集體人」(collective man),一位帶領並且塑造全人類潛意識的心靈生活者。一旦創作力佔了上風,他的生命便受潛意識的支配與陶冶,以對抗那強烈的意志,他有一吐為快的衝動,進行中的工作遂成為他的命運,他受到它的驅策。

    在這個觀念的推演下,榮格雖承認佛洛伊德的主張——藝術家有自我陶醉的傾向,即他們都是一些發育不全,帶有孩童式及自戀特徽者——亦有其道理在,但他卻大大地貶抑了作家之個性在文學作品中所佔的份量。相反的,他主張,在藝術的領域裡,作家的個性成份是一種缺陷,甚至可以說是一種罪惡;身為「集體潛意識的代言人」,作家應該是客觀的、無我的、甚至是非人的,如此才能不負當代使命的託付。(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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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溢嘉的人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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