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感性，也有理性；如果可能，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既感性又理性。道德也有感性與理性之分，「仁」就是感性道德，而「義」則是理性道德；如果可能，誰不希望做個「有仁有義」的人呢？但就像感性與理性經常發生衝突般，「仁」與「義」還有其他德行，也經常讓人陷入道德兩難中，它其實也是我們在生命旅途中經常會遇到的問題。
葉公與孔子對「直」的不同觀點
《論語》提到一件事：楚國的葉公對孔子說：「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回答：「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子路）父親偷了人家的羊，兒子出面舉發，葉公認為這樣的人真「正直」，因為他關注的是社會正義，不被私情所拘束，是所謂的「大義滅親」。但孔子卻不以為然，他認為在發生這種事時，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正直」的道理方在其中。
很多人因為孔子的這番說法而認為他「徇私」、「是非不明」、「虛偽」。其實，所謂「隱瞞」只是「不說」，不主動舉發或作證而已，並非說謊、欺騙；孔子之所以會主張「隱瞞」，因為若主動去舉發或作證，雖然能博得「大義滅親」的美名，但卻傷害了他更重視的一種美德「孝」（「仁」的表現）。在權衡輕重後，他選擇了「孝」，而放棄了「義」；但這是他在道德兩難中的抉擇，因為他認為「孝」比「義」重要，也更有意義。
父親殺了人，舜該怎麼辦？
類似的兩難和抉擇也出現在孟子身上。在《孟子．盡心篇》裡，孟子的弟子桃應提出一個問題：「舜是天子，臯陶是法官，如果舜的父親瞽瞍殺了人，那該怎麽辦？」孟子回答：「把他捉起來就是了。」桃應問：「舜不阻止嗎？」孟子回答：「舜怎麼去阻止呢？臯陶是依法辦事。」桃應又問：「那舜該怎麽辦？」孟子回答：「舜把拋棄天下看得如同丟棄破草鞋一樣。他應該會偷偷地背著父親逃跑，在海邊住下來，高高興興地陪父親過一輩子，忘了天下。」
孟子雖然高舉「義」理，但從這段對話可知，在道德的兩難中，孟子還是認為舜（包括他自己）應該「存孝」而「捨義」；當然這是「不義」的選擇，所以舜必須放棄王位，不能再繼續當天下的共主，因為他在這方面有了道德瑕疵。從孔子和孟子在類似的道德兩難中的同樣抉擇可以看出，早期儒家是認為「仁」比「義」更重要也更有價值。
感性道德與理性道德的爭論
哈佛大學的柯爾柏格（L.Kohlberg）是專研道德抉擇的心理學家，他認為理性道德是比感性道德更高層次的道德，在兩難中，選擇理性道德才是更明智、更符合多數人與長遠利益的決定。譬如在前述的道德兩難中，兒子應該去舉發偷羊的父親，而舜不僅不能干涉司法，當臯陶若將他父親瞽瞍判死刑，舜還應該嘉許臯陶。從這個角度來看，孔子和孟子的觀點不僅偏向感性道德，而且還涉及私人因素，也難怪會被批評，有人甚至將中國人只顧親情、罔顧法律的習性算到他們頭上。
但所謂理性道德高於感性道德，其實只是某些人的看法，有人問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人道主義者卡繆，如果他母親犯了罪，那麼在正義與他母親之間，他將選擇何者？卡繆回答：「我愛正義，但在正義之前，我會為我母親辯護。」意思是如果「正義」與「母親」不可兼得，那他會選擇母親。而身為白人總統，但卻主張解放黑奴、並為此而戰的美國總統林肯更說：「我發現慈悲總是比嚴格的正義能帶來更豐碩的果實。」他的解放黑奴是來自正義感（理性）或慈悲心（感性），或兩者兼而有之？而又以何者的比重較多？那恐怕只有林肯自己知道。
要高舉「公平正義」的大旗，要求別人「捨生取義」、「大義滅親」很簡單，問題是提出這種要求的人自己做了多少？在面臨理性道德與感性道德的兩難時，你要做個不受人惑的智者，要聽從自己內在的「良知」。
尾生抱柱而死是不值得稱道的「小信」？
「誠信」是另一個更常讓人陷入兩難的問題。孔子雖然強調「言忠信，行篤敬」（衛靈公），但卻又說：「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子路）意思是不管說什麼話，說到就一定做到的，只是固執的小人物！這讓人覺得孔子的「信」似乎沒什麼標準；其實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孔子認為要符合「義」的「信」才有意義（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也才是我們必須信守的承諾。
譬如古代有一位尾生，他和女子相約在橋下相見。但女子卻失信沒有來，反而是大水來了，尾生為了信守約定而不忍離去，結果竟抱著橋柱而死。很多人將它視為一個可歌可泣的愛情悲劇，認為尾生是個可以信賴、依靠的好男人；但他卻很可能就是孔子所說的「硜硜然小人哉」。「守信」與「求生」雖然是道德兩難，但如果選擇「求生」其實也無可厚非，因為尾生要守的只是「小信」，更何況女子「失信」在先，尾生這樣的「言必信」其實沒什麼意義，反而喪失了自己寶貴的性命，一點也不值得稱道。
「誠實」與「救人一命」，何者重要？
誠實也一樣。我們對人當然要誠實，但如果有個被仇人追殺的朋友躲到你家來，不久，他的仇人拿刀來到你家，怒氣沖沖地問你朋友是否逃到你家來？如果你據實以告，那你的朋友很可能會因此死於非命，這時你要選擇「誠實」或「說謊」？很多人會覺得這時候選擇「說謊」（騙說朋友沒來這裡）反而是「對」的。因為「救人一命」比「誠實」具有更大與更高的價值。
有時候我們為了避免更大的傷害，而不得不說些「善意的謊言」；但有些人（譬如強調理性的哲學家康德）卻認為即使是「善意的謊言」也是「不道德」的，誠實就是誠實，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因為如果「道德」需視情況而定，那所謂「公理」、「正義」就會失去它們的根基。這樣的堅持，當然也有其道理。但卻讓人想起這句名言：「瘋狂有兩種：一是失去理性；一是除了理性外，什麼都失去。」要求「絕對理性」，其實是一種更可怕的瘋狂。
要聽從自己的價值判斷
前面說過，管仲是孔子仁生的第二個典範。子貢問孔子：「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憲問）齊桓公殺了管仲侍奉的公子糾，管仲不能盡忠而死，卻反而成了齊桓公的宰相，這顯然違背了孔子所說的「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所以子貢會認為管仲「不仁」，但孔子卻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憲問）孔子認為管仲如果為求盡忠而「殺身以成仁」，那只是一般小老百性的見識；怎麼比得上他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一匡天下，讓華夏免於夷狄的統治更有價值呢？由此可知，在面臨道德的兩難時，孔子也沒有要求大家對「仁」與「義」不能有任何的違背，在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情況下，以價值判斷為依歸才是最明智的抉擇。
人生的真相是「此事古難全」，沒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沒有十全十美的道德。孔子的意思似乎在告訴我們，沒有什麼是「絕對」的，感性不一定好，理性也不一定對，重要的是在面臨兩難時，你要聽從自己的「良知」，依自己的價值判斷去做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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