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洛伊德的文學造詣

 

  精神分析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的另一個原因,要歸功於它的創始人佛洛伊德本身對詩歌、戲劇與小說的濃厚興趣。佛氏在精神醫學方面的光芒掩蓋了他在文學方面的造詣,世人多忘懷佛氏亦是德國散文的能手,他曾獲歌德獎,這個獎頒給他,並不是因為他對人類行為的科學性瞭解,而是在獎勵他對德國文學的貢獻。

 

  我們看得見的一面是,佛氏在其經典著作裡,常信手拈來詩人及作家的作品、傳記、日記等,來支持或詮釋他的精神分析觀點。而幾篇與文學藝術有關的小論文,如〈詩人與白日夢〉(The relation of the poet to daydreaming)、〈神秘〉(The uncanny)、〈杜斯妥也夫斯基與弒父〉(Dostoevsky and patricide)、〈達文西研究〉(Leonardo da Vinci)、〈三個寶盒的主題〉(The theme of the three caskets)、〈米開蘭基羅的摩西〉(The Moses of  Michelangelo)等,更是見解獨到,令人耳目一新。此外,他更指導他的弟子愛因斯特‧瓊斯撰寫有名的〈哈姆雷特與伊底帕斯〉(Hamlet and Oedipus)一文。後世的精神分析學家紛紛起而效之,對文學藝術投下甚多的關注,多少是受到他們的開山祖師佛洛伊德的影響。

 

佛洛伊德的文學品味

 

  雖然佛洛伊德在提及藝術時總是懷著深情,認為它是美好生活中真正迷人的東西;對藝術家,特別是作家,佛洛伊德在口氣上也經常流露出讚美,甚至敬畏之情,但在文學作品裡,他最激賞的也許只是作者對感情特殊的內省與觀察而已。我們有理由相信,佛洛伊德之所以特別提起文學家,乃是因為他們了解由潛在動機所導演的部分人生,而被佛氏視為精神分析的先驅及伙伴。他是從精神分析的觀點來看這些作家及作品的,「六經皆吾註腳」,沙孚克里斯、莎士比亞、杜斯妥也夫斯基等都成了他精神分析理論的「註腳」,這使得佛洛伊德對文學的品味變得像托瑪斯曼對精神分析的品味一樣狹隘。

 

受挫慾望的替代性滿足

 

  佛洛伊德在其「勇敢的信念」下,經常將文學作品「化約」成精神官能症(neurosis)的表現,他認為,作家之所以提筆,是想藉作品為其「受挫的慾望」找尋一種「替代性的滿足」,文學作品乃是「與現實相反的幻覺」,但它不像其他幻覺,「幾乎可以說是無害而有益的」,因為「幻覺是它所追尋的唯一目標,除了少數為藝術著魔的人外,藝術從不敢對現實的領域作任何攻擊。」文學作品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當作「麻醉劑」,它具有夢的特徵,佛氏稱之為「內在自欺」的扭曲。作家和精神官能症病人基本上是屬於同一類型的人,佛氏在提到某本小說的主角時曾說:「像他這樣把幻想與理智分開,命定要成為一個詩人或精神官能症病人,他們的生活領域不是在這個塵世。」

 

  佛洛伊德對文學採取上述觀點,和他從事大量精神分析療法的臨床工作有密切關係。佛洛伊德認為,人類處理外在現實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實際、有效、正面的,這是自我(竭力想獨立於超我,且統馭原我)處理問題的方式,也是正確的方式。相對的另一種方式,我們可稱之為「虛構」的方式,使用這種方式的人,他不去處理外在的現實,卻在對付自己感情的各種狀況。最普通而「正常」的例子即是白日夢,我們藉幻想困難已經解決,或者願望已經達成,來給予自己某種快樂。佛洛伊德發現,睡眠所作的夢,雖然更為複雜,甚至令人不快,但還是屬於這種「虛構」的活動。而精神官能症病人,其處理外在現實的方式,比上述的白日夢或睡夢更複雜,且更令人不快,但病人還是採用這種方式,因為他認為外在現實比痛苦的精神官能症更加令人不快。

 

藝術重返現實之路

 

  就佛洛伊德這種精神分析的臨床工作者來說,現實與幻覺有天壤之別。「現實」是一句敬語,它意指確實存在的東西;「幻覺」則是一句貶語,它意指對子虛烏有的反應。沒有人能否認文學作品裡含有幻想的成分,但作家與精神官能症病人的「幻想」,不僅是程度不同而已,它們還有一個重要的區別。佛洛伊德自己說:

 

  「在本質上,藝術家乃是一個逃避現實的人,因為他無法與本能滿足的受阻取得協議,於是他轉而進入幻想世界,讓他的性慾及野心在其中馳騁。但他也發現一條由其幻想世界返回現實世界的道路——藉其特殊稟賦將幻想塑造成另一個『新現實』,而使人們認為他的幻想產物乃是現實生活有意義的反映。因此,他利用這種捷徑實際變成他渴望成為的英雄、國王、創造者及其他角色,而不必實際去變動外在的世界。而他之所以能夠如願,因為其他人像他一樣,對現實的阻礙具有同樣的不滿。」

 

  佛氏亦認為,作家的幻想產物——文學作品,除了滿足自己外,亦能激起其他人的興趣、同情心及共鳴,而使他們潛意識裡相同的慾望本能獲得滿足;但要達到這種效果,或使文學成為一種「社會活動」,本能的目標往往要經過改裝或修正。

 

《冰島漁夫》與《野叟曝言》

 

  以文學創作當做受挫慾望之替代性滿足的例子,中外比比皆是。達比茲(Dalbiez)對《冰島漁夫》的分析即是一個範例。作者羅逖當海軍士官時,愛上布達紐的一位女郎,但這位女郎卻不為他所動,因為她已有一個冰島人的未婚夫。飽嘗失戀滋味的羅逖,心中揮不去那位女郎的倩影,後來他寫成了《冰島漁夫》這本受人傳誦的小說,在小說中,那位布達紐女郎和冰島人結婚,冰島人婚後一週即出海捕魚,結果一去不返。作者戀愛失敗,有種欲置情敵於死地而後快的慾望,但這種慾望在現實世界裡是不被容許的,也是他無法做到的,於是他在小說中給他一個「永不復返」的悲慘命運,做為「替代性的滿足」。

 

  在中國也不乏其例,譬如清朝夏敬渠所著《野叟曝言》一書,書中主角文白「文功武烈,並萃一身;天子崇禮,稱為素父……舉凡人臣榮顯之事,為一般士人所意想不及者,他都及身而遭遇之」,《中國小說史略》中曾提到主角「文白」暗合「夏」(作者姓)字,為作者自寓。而作者夏敬渠是一位科場失意,落拓以終的士子,他在書中搖身一變,成為位極人臣,炙手可熱的大人物,所謂「借此紙上文章,聊以一洩胸中不平之氣」,換成佛洛伊德的口氣,就是「受挫慾望的替代性滿足」。

 

《摩西與一神教》:佛洛伊德的受挫慾望

 

  這種替代性滿足的表現,還及於其他的藝術形式,甚至包括論文在內。下面我們就舉佛洛伊德自己所寫的論文《摩西與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為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抽絲剝繭,找出他要滿足的是何種受挫慾望。弗洛姆(E.Fromm)在《論佛洛伊德》」一書裡,曾對這篇論文做過精彩的分析。

 

  佛洛伊德在〈摩西與一神教〉一文裡旁徵博引,反覆申論,否認摩西是猶太人,而是一個埃及貴族的兒子,這可說是一個很奇怪的結論。眾所週知,佛洛伊德本身是個猶太人,其父親為一毛織品商人。有一件事一直讓佛洛伊德耿耿於懷:當他父親還年輕時,有一個非猶太人曾當街把他父親的帽子擊落地上,並對他叫囂:「猶太人,滾開!不要走在石磚道上!」結果他父親一聲不響,走到道旁的小路上,把帽子撿起來。佛洛伊德十二歲時,聽他父親講起這個故事,當時覺得很憤慨,他事後回想這個故事時,說:「一個手裡牽著小孩的大男人,竟如此沒有英雄氣概,這對我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迦太基大將漢尼巴與摩西(兩人都是猶太族)一直是佛洛伊德心目中的偉大英雄,他曾回憶說:「(小時候讀歷史)在羅馬與迦太基的戰役中,我所同情的不是羅馬,而是迦太基。當我年紀更大時,我第一次開始體會到做一個外邦民族的滋味……做一個猶太人的將軍,在我心目中,愈來愈偉大……『到羅馬去』成為許多希望的代表符號。」他成人之後,渴望到羅馬去,但卻又都找理由「避開她」,直到一九○一年,他的經典巨著《夢的解析》出版後,他才首次以勝利者的姿態「進入羅馬」。

 

  佛洛伊德亦自比摩西,一九○八年,在他寫給榮格(C.G.Jung)的信上說,榮格將如舊約中的約書亞,註定來開闢精神分析的領域,而他(佛洛伊德)將如摩西,只能站在遠處眺望。一九一四年,他「匿名」寫了一篇〈米開蘭基羅的摩西〉發表在Imago雜誌上,文中說:「這座巨大而有力的雕像,具體的表現了人類心靈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為了他所獻身的事,而克服了自己內在的感情。」他不以本名發表的理由是「為什麼要填上我的名而使摩西受辱?」

 

  《摩西與一神教》是佛洛伊德的最後一部作品,而且與他的本行大不相干,從上述佛洛伊德生平的幾件事蹟中,我們已可約略得知,佛洛伊德對自己是個猶太人及父親是個懦弱的商人感到不是滋味,他認同於偉大的摩西,在經過漫長而辛勤的奮鬥後,在他逝世前幾年,他回顧自己的一生,寫下了《摩西與一神教》這篇論文,佛洛伊德的潛意識似在說:「既然我所認同的摩西不是卑微的猶太人的兒子,那麼我也不是猶太人,如果我像我所證明的摩西一樣是貴族的後裔,那該有多好,我一生的成就也勢必會更大。」由一個「猶太毛織品商人」的兒子,搖身一變成為「埃及貴族」,遂成為佛洛伊德「受挫慾望的替代性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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