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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慧秋/專訪 (原載《張老師月刊》,一九八八年六月)

 

  三月的一個午後,我來到《健康世界》雜誌杜,專程拜訪王溢嘉。有著一頭濃密頭髮、並蓄著短髭的他,聞聲由忙碌的工作氣氛中走出來,引領我和攝影林蕙麗走進一個散置檔和資料的裡間。我隨手抓了一張圓板凳坐下來,他笑一笑攤攤手:「我們正在整修,看起來比較亂。」

 

  在初見面的剎那,他似乎顯得有一絲拙訥。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王溢嘉,但我知道他卻早在大學時代,那是由於閱讀了《心靈雜誌》。當時,我是個心理系的學生,對於這本深入淺出地介紹心理學和文化人類學的「小雜誌」,很自然地會加以留意。

 

  後來在與朋友的閒聊中,我才知道原來《心靈雜誌》上各篇文章的作者,例如柳無花、楚香音、林多姿、許照林......,他們背後真實的名字都叫「王溢嘉」。我有點訝異,同時也開始對這樣「一個人辦出一本雜誌」的王溢嘉感到些許的好奇。

 

  之後,我不時點點滴滴地,聽聞到王溢嘉的個人傳奇。而最讓人津津樂道的,是他畢業於首屈一指的台大醫學院,卻未曾當過一天執業醫師,畢了業一頭就鑽進文化圈和雜誌界;至今十幾個年頭過去了,他仍然走在當初所選擇的路上,看起來似乎無怨,亦未曾後悔。

 

《實習醫師手記》透露的訊息

 

  一個夜裏,我獨坐燈下翻閱他所寫的《實習醫師手記》。就在書的第二頁,他寫道:「生命到底是什麼呢?醫學教育為我提出這道難題,而且讓我越陷越深。

 

  「在生理實驗課,我們幾個人不住折磨著一隻狗。一個緊接著一個的實驗步驟,讓大家非常興奮,用功的同學紛紛在筆記本上詳細記錄實驗的結果。我則一直注視著被綁在板上的狗,牠茫然無告的眼光,及斷續抽搐痙攣的身體,似乎在向我表白什麼。三個小時後實驗完畢,狗兒已經奄奄一息,有人不忍,提議不如讓牠早點解脫。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但沒有人動手。

 

  「我用顫抖而興奮的聲音說:『我來』。然後拿起解剖刀,一刀刺入牠的心臟,鮮血噴上我握刀的手,我的眼眶和手都濕潤了。如果我必須做兇手,我願我是一名高尚而仁慈的兇手。......

 

  「然後我們被帶進醫院,去觀看一群群活生生而受苦的生命。先看死人,再看活人,這就是醫學教育的錘煉,它讓我在無心間盜取了生命的奧秘,給我開啟生命幸福之鑰,再將無數痛苦、哀號的生命展露在我的眼前,這是多麼無情的折磨!一個太過健全的人,是無法瞭解別人的傷痛和不幸的;他人的不幸和痛苦、屍體笨拙的姿態、腐敗的氣味、均使我沈思而且哀痛。......我覺得我對他們有所虧欠,因為我與聞了他們生命中某種重大的秘密,單單這一點,我就覺得我虧欠了他們。

 

  「在醫生面前,病人順從地赤裸著。誰有權能如此坦然地檢視另一個同類的痛苦呢?我毋寧覺得我是缺乏這種權利的,但我卻被賦予這種權利,這就是我的劫難。....」

 

  看著這麼一段話,我的心情很快地被他的敏銳所觸動。我不由自主地,一篇接著一篇隨著王溢嘉深思而含情的筆端,走過兒科病房、婦產科門診、外科急診室、癌症患者、精神病人、慢性病診察室.....﹔一次又一次地面對生存與死亡、尊嚴與卑屈、歡樂與憂懼、溫暖與殘酷等人生百象,同時也在其中體味著生命的艱難、創痛、慌亂及掙扎。

 

  當我終於合上書本,不禁長長吁了一口氣。轉眼望向窗外,不覺間曙色已微明。

 

  此刻,這個敏於思索生命的人就坐在眼前。我很想多知道一些他的過去,包括他的成長、他的轉變,以及他對人生的想法和選擇,於是,我們便從他的「童年往事」開始聊起。

 

童年與青少年的窮困匱乏,曾是他自卑的根源

 

  「我是在台中鄉下長大的,那地方叫做『樹仔腳』,我的親族多半是農夫,很少人受過高等教育,我媽媽也不識字。小時候家裡環境不好,生活得很艱難。

 

  「初中聯考時,家裡很擔心我考不好,理由倒是很單純:當時我家離台中一中很近,可以每天走路去上學。如果考上二中的話,那就勢必要通車或買部腳踏車,這對家裡的經濟將又是一筆負擔。」

 

  結果,王溢嘉不但考上台中一中,還是中部初中聯招第一名,也就是「狀元」。考取之後,連記者都來了,記者問:「你功課這麼好,以後打算做什麼?」當時瘦瘦小小的王溢嘉,心裡實在沒有什麼明確的志向,隨口就說﹕「我也不知道!當醫生好啦!」

 

  講到這裡,王溢嘉自己也笑了起來﹕「那時中南部地區的普遍觀念,就覺得男孩子最好是當醫生。我大概在不知不覺間,也受了這種影響。」

 

  當時,醫學院已屬於丙組,不過王溢嘉在高中時念的卻是甲組。「高一、高二的時候,我都當班長,和同學們感情很好。升高三甲、丙分組,要念丙組必須轉班,我因為捨不得和好朋友分開,所以也就留在甲組;心想,自己讀些參考書也可以考丙組。

 

  「當然,自己是有些猶豫不前,讀什麼系對我來說,似乎都一樣,台大甲組的科系比較整齊;念丙組嘛,又沒有十足的把握考上台大醫學系,而家人又一直提醒我當初說出的『宏願』,實在很為難......。」

 

  時間就這樣蹉跎下去,他終於沒有轉班。而自甲組畢業的他,在聯考試場上,遠離了班上同學,孤單地夾雜在陌生的丙組人群裡,進出考場。放榜之後,他果真考上第一志願——台大醫學系。

 

  王溢嘉在二十年後的今天回想起這件事時說:「高三分組是人生的一個重要關口,我發現在面臨這類抉擇時,我常用的不是冷靜的理智,而是遊移的感情。這是我生命的基調,也許也是一種弱點吧!」

 

在清冷的心境中等待,但生命的果陀卻未出現

 

  對大多數的人來說,考上醫學院正是人生夢想的開始,然而對敏感而心思深沈的王溢嘉來說,卻在未滿二十歲的青春年紀,就擁有與其他人迥然不同的複雜心緒。

 

  「當初考醫科,是對自己能力的一種考驗,同時也是對家裡的一個交待。考上之後,考驗和使命已經達成了,而距離畢業,卻還那麼遙遠......。你看過梭爾.貝婁的小說《擺蕩的人》嗎?我當時就像書中的主人翁一樣,生命因漫漫的等待而告擱淺,缺乏事物的永恆感、自我的從屬感及完整感,生活變成了支離的片斷,以及無意義的擺蕩狀態。.....」說起這些舊時心情,王溢嘉忍不住燃起一根煙。聽說他原本已經戒煙了。

 

  從跨進醫學的門檻開始,繁重的課業就接踵而來。王溢嘉看著身邊的同學,一個個都努力地朝向同一個方向跑去,所有的人都知道這條跑道光明順遂的終點,不是大學教授,便是專業醫師。可是,王溢嘉卻對眼前鋪排著的坦道有著一份懷疑與抗拒,讓他猶豫的是,如果他也順著這樣跑下去,人生的軌道就被局限被束縛了,相對地,也就失去了其他的可能性。

 

  他在一篇文章裡寫道﹕「我覺得自己有各種潛能,卻無法確知該發揮何種潛能,因為若專注於神經生理學,勢必無法再專注老莊哲學;但選擇神經生理學或老莊哲學,它的終極意義又是什麼?我想先搞清楚。但結果卻因為無法瞭解諸如此類的終極意義,而有著無能之痛......」在這種心情下,他讓自己消極地「拒絕賽跑」,成為一個在起跑線附近徘徊、擺蕩的人。

 

  他的生活變得章法淩亂,經常很晚才睡,每天日上三竿才起床,一醒來發現一天巳過去了大半,心上就浮起一抹無聊和絕望,「每一天都從絕望中出發。」

 

  聽說他不上課的時間比上課的時間多,在不上課的空暇時間,王溢嘉除了當家教和寫稿,來賺取生活費之外,常任性地把教科書冷落一旁,而大量地讀真正想讀的文史哲方面的書籍,其中他最喜歡的是精神分析和存在主義。

 

  王溢嘉對精神分析有興趣,很重要的是由於佛洛依德也是個醫生,卻有著豐富的人文素養,且願意花費大量的心力來瞭解人類的內在心靈。「我不太喜歡一般的心理學,因為他們太強調統計和數字,而數字只有社會意義,並沒有個人意義。佛洛依德為了一個個案,甚至願意花十年時間來瞭解,這基本上就是一種人道精神。」

 

他敏於思索生命,卻尋不到人生的出路

 

  不止佛洛伊德,王溢嘉對於於非學院出身的生命思索者都感到興趣。當時,他在書桌前貼著齊克果、叔本華、尼采、佛洛依德、卡夫卡、沙特的照片,天天和他們大眼瞪小眼,用以「自勵」。

 

  他喜歡存在主義,跟他當時的心境有很大的關係。「我從大一到大四這麼長一段時間,對學校、課業,以及臺北這個城市都感到很疏離;我很少看報紙,對周遭的人或社會上發生的事都像個旁觀者般漠不關心。同時,我對一些世俗的東西,諸如金錢、名望、地位、生活安定、別人的評價等等,都沒有太大的渴望,甚至感到絕望。」

 

  這是一種尋不到生命出路的心情。他曾在一篇文章裏寫道:「我常因為無聊,一個人到中華路的彈子房看人家打彈子,一看就是良久,這間看完了換另外一間,我不知道那些人為什麼那麼自在快樂。回到寢室,翻開齊克果的書,齊克果有個『可以為之生、為之死的理念』,但是我沒有;於是我只好又遊蕩到其他友人的住處,相濡以沫,分享存在的受挫。」

 

  「有一陣子我過得很荒唐而頹廢,我覺得自己本性中似乎有某種邪惡的本質,喜歡『擁抱黑暗』。年輕的生命裡充滿了誘惑,我很快就墮落到黑暗的谷底。」

 

  例如他在劄記中曾記下這麼一段:「學期開始時,我辭去家教,連續幾個月沈迷於賭博。......有時候,離開桌面,頭重腳輕地走到戶外,午後的陽光刺得我眼睛發痛。我輸了錢,睡眠不足,滿嘴煙臭,萬念俱灰,我多麼希望腳下所踏的大地就是一張床,但床卻在千巷萬戶之外。......我變成一個賭徒。當分數、愛情、思考、虛名、創作,甚至前途,都不再令我激動時,賭博成了我唯一能專心投入的工作。....」

 

  但這種墮落是有「哲學基礎」的,王溢嘉當時服膺的是尼采的一句話:「一棵樹要長得更高,接受更多的光明,那麼它的根就必須更深入黑暗。」因此,當他走過這段生命歲月,在畢業感言上,他是這麼寫的:「理想之必要,墮落之必要,聖潔之必要,卑微之必要,我——無辜。」

 

  這種狀態到大四才有所轉變。當時,學校「大學新聞社」的總編輯文榮光先生,力邀王溢嘉加入,因而他在大四下學期,由投稿者變成「大新社」的總編輯,大五擔任總主筆,大六擔任社長。

 

  「在大新三年,我原先那種異鄉人的漠然心情慢慢的沒有了,好似在黑暗的谷底找到一條往上攀爬的繩梯,看到遠方有一線光明。同時也有一群讓你發抒關愛的對象——雖然說社會大眾是沒有臉孔的群體......。」

 

  大新社三年,除了讓他跟社會環境有了情感的聯繫之外,也讓他由孤獨自閉的心境中走出來,認識了許多不同學院、不同科系的朋友,這些朋友直到現在都還保持聯繫。

 

  另一個附加的收穫是,那時訓練出自己寫文章的速度,這種「能耐」對他現在的「謀生職業」來說,不無幫助。(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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