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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孔明與歷史的孔明

 

  多年前,筆者曾在政論雜誌上,看到有人以「孔明心態」這樣的一個類比來臧否政治人物。這個類比顯然是來自《三國演義》,在《三國演義》裡,孔明「草堂春睡」,要等劉備「三顧茅廬」後,他才道出「天下三分策」,出山驅馳。所謂「孔明心態」指的大概是一個人,「擺出看破紅塵的清高姿態,需要對方執禮甚恭,三敦四請,他才勉為其難地出山,以濟困解厄」的一種心態。

 

  除了「孔明心態」外,還有很多類比和諺語也都與孔明有關,譬如「賽諸葛」、「小諸葛」、「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等﹔甚至連「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這種政治見解,也是來自孔明。這些類比與見解的被廣泛使用,都說明了孔明不僅是個家喻戶曉的歷史人物,更是一個超越歷史的象徵人物。「孔明心態」裡的「孔明」、「賽諸葛」裡的「諸葛」,前後(出師表)裡的「臣亮言」,代表的其實是漢族文化裡的一個人物「原型」(archetype),是此一文化圈內某些共通意向或理念的表徵。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在人世的舞台和時間的洪流裡,不知浮沉過多少英雄人物,雖然「是非成敗轉頭空」,但這些英雄人物和他們的是非成敗卻積累而成歷史。在「幾度夕陽紅」之後,後世的人只能透過歷史記載和小說戲曲去重新認識這些英雄人物。

 

  在一個民族的集體潛意識中,對歷史與人物似乎有一些「共同的主觀意念」、某些個既定的結構。它們像「文化的篩孔」,特別易於過濾、涵攝符合此一心靈模式的歷史枝節和人物特徵,然後以想像力填補其不足,「再造」歷史與人物。這種「再造」往往是不自覺的,甚至可以說是來自亙古的「召喚」,唯有透過此一「再造」,一個民族集體潛意識中的「原型」才有顯影的機會。

 

  一個「原型性人物」假借自歷史,但必然也會脫離歷史。當我們想根據歷史記載和小說戲曲去辨認孔明的形貌、思想、人格乃至心態時,就會發現事實上有「兩個孔明」存在著﹕一是陳壽《三國志》裡的孔明,筆者稱之為「塑造歷史的孔明」﹔一是羅貫中《三國演義》裡的孔明,筆者稱之為「文化塑造的孔明」。

 

  時至今日,「塑造歷史的孔明」已日漸模糊,但「文化塑造的孔明」如仍然鮮活地活在廣大漢民族的心目中。這不只是因為《三國演義》的流通量大於《三國志》,更是因為《三國演義》裡的孔明,較契合漢民族的心靈。

 

  《三國演義》是《三國志》的「再造」,它筆下的孔明,真實性只有三分,虛構性反倒佔了七分。歷來有不少人比較《三國志》和《三國演義》,耙梳出其中「兩個孔明」的異同,但卻少有人指出這種異同代表什麼意義。本文不想重蹈前人舊轍,而擬兵分二路﹕一路從《三國演義》來探討「文化的孔明」,及其所代表之「原型」的象徵意義,這主要是想呈現文化與歷史的糾葛,漢族心靈的曲折及特色。另一路則從《三國志》等史實來剖析「歷史的孔明」,特別是他的人格型態與政治見解,希望能對台灣目前的環境及去路有所啟迪。

 

「主公」與「軍師」的文化型構

 

  《三國演義》裡的孔明,主要是在代表漢族文化裡的兩種人物原型﹕一是「軍師」,一是「高人」。「賽諸葛」是足智多謀的「軍師」象徵,而「孔明心態」其實也就是一種「高人心態」。在歷史上,「軍師」與「高人」常是二而為一的,雖然「高人」不一定是「軍師」,但「軍師」一定是「高人」。

 

  在中國歷代的開國演義小說裡,都有「軍師」此一原型性人物,興周的姜子牙、創漢的張良、開唐的徐茂公、佐明的劉伯溫等,可以說都是這種原型人物的周期性再顯。當徐庶向劉備推薦孔明時說﹕「若得此人,無異周得呂望(註﹕即呂尚、姜尚、姜子牙),漢得張良也。」孔明正是這樣的一個「軍師」。

 

  在演義小說裡,當天下大亂時,一定會有「主公」與「軍師」的「最佳拍檔」出現,而這個「最佳柏檔」通常有著如下的結構﹕

 

  「主公」是行王道的,他正心誠意、弔民伐罪,有著儒家的色彩﹔而「軍師」是行天道的,他神機妙算、足智多謀,有著道家的色彩。我們可以利用結構主義的觀點,由具體而抽象,列出如下的二元對比﹕

 

劉備﹕孔明

 

主公﹕軍師

 

儒家﹕道家

 

王道﹕天道

 

  常﹕變

 

 陽﹕陰

 

  在漢族的文化理念裡,儒家是「陽」、是「正」(正位)、是「常」(常規的能力),而道家則是「陰」、是「副」(副位)、是「變」(變化、超常的能力)。雖然這是一種「二元思想」,但「陽」與「陰」卻不是對立,反而是互補的。在抽象的層面上,「道家」思想是「儒家」思想的「補償」;而在實質的層面上,「軍師」則是「主公」的「輔佐」,劉備和孔明的關係是「如魚得水」。這種形式的結合反映了漢族文化裡的一個核心觀念,「陰陽相濟」,深入人心的「陰陽相濟」觀,亦重現在「王天下」此一歷史偉業中。

 

  《三國演義》裡的孔明,正符合這種文化架構裡的「軍師」原型,我們甚至可以說,羅貫中是聽從漢民族集體潛意識心靈的召喚,根據既有的文化理念去「塑造」孔明的。而歷來眾演義小說的作者諸君,也都無視於歷史事實,硬把姜尚、張良、諸葛亮、劉伯溫等編派成「同路人」。

 

  這種來自文化的情結,即使時至今日仍會不時發作。當李登輝擔任總統後,即有記者問他「背後是否有什麼高人指點?」好奇的國人也都拉長耳朵來聽。李登輝說「指點他的高人」是「上帝」和「蔣經國」。這個答案雖然四平八穩,但聽者卻難有「滿足感」,因為他這種回答並不符合漢族文化的「深層結構」。

 

本質先於存在的軍師形貌

 

  羅貫中有意把孔明描繪成一個具有道家思想和言行舉止的「軍師」﹕

 

  在第三十七回,劉備和關羽、張飛訪孔明不遇,但見草堂中門上書一聯云﹕「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第三次往訪,「草堂春睡足」的孔明總算出來相見,「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面如冠玉,頭戴綸巾,身披鶴氅,飄飄然有神仙之概」(第三十八回)。

 

  第四十九回的「借東風」故事裡,孔明向周瑜說﹕「亮雖不才,曾遇異人,傳授奇門遁甲天書,可以呼風喚雨」,於是周瑜派人在南屏山建一七星壇,孔明於「甲子吉辰,沐浴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髮,來到壇前」,「焚書於爐,注水於盂,仰天暗祝」。

 

  在第九十五回的「空城計」裡,司馬懿兵臨西城,孔明大開城門,由軍士扮作百姓灑掃街道,他自己則「披鶴氅,戴綸巾,引二小僮攜琴一張,於城上敵樓前,憑欄而坐,焚香操琴」,「左童手捧寶劍,右童手執塵尾」,計退司馬懿的十五萬大軍。

 

  在平劇及其他地方戲裡,孔明都是穿八卦道袍的,更是十足的「道家仙長」扮相。

 

  儒家是「常」,道家是「變」,做為「主公」的劉備只有常規的能力,而身為「軍師」的孔明則必須有超常規的能力,除了足智多謀外,還要有神機妙算。在《三國演義》裡,孔明的神機妙算多得不勝枚舉,我們甚至可以說,他的「功業」主要是來自這種神機妙算。第四十六回的「借箭」、四十九回的「借東風」、五十五回的「錦囊妙計」、八十四回的「八陣圖」等均屬之。

 

  在「借箭」故事裡,孔明向魯肅透露﹕「為將而不通天文,不識地理,不知奇門,不曉陰陽,不看陣圖,不明兵勢,是庸才也。亮於三日前巳算定今日有霧,因此敢任三日之限」,這意思似乎在說,孔明的神機妙算有一部分是來自他淵博的知識。但當劉備赴東吳成親時,孔明給隨行的趙雲三個錦囊,要他在三個特定時刻拆開來看,「內有神出鬼沒之計」,自能逢凶化吉﹔以及在入川時,孔明事先在魚腹浦以石塊佈下「八陣圖」,後來劉備伐吳兵敗,吳將陸遜乘勝追擊,大軍竟受阻於此一八陣圖,而化解了蜀漢的危機﹔這些神機妙算卻都是「超乎知識」的,他這種能力讓劉備讚賞﹕「先生神算,世所罕及」,也讓周瑜、司馬懿嘆息﹕「吾不如孔明。」

 

  孔明最驚人的神機妙算是在劉備三顧茅廬時,他所定下的「天下三分策」,以後歷史的發展,幾乎完全照他的分析進行,絲毫不爽。這種功力絕非時下的「趨勢報告」所可比擬,它們代表的是一個層次完全不同的「天機參透」。

 

  《三國演義》裡的這些精彩描述,當然都是正史裡所沒有的。在正史裡,劉備雖「三顱茅廬」,對孔明甚為禮遇,但初始並未重用,在赤壁戰後,才「以亮為軍師中郎將」,而所謂「軍師中郎將」並不等於「軍師」,它的職責是「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要等到劉備平定益州後,才以孔明為「軍師將軍」,這時距離「三顱茅廬」已經七年。但在《三國演義》裡,劉備卻在初識孔明後沒幾個月,就將大軍交給他指揮,而有(博望坡軍師初用兵〉、(諸葛亮火燒新野)等情節。

 

  這固然是在「神化」孔明,但卻也反映了漢族文化中「本質先於存在」的思維傾向。孔明的足智多謀與神機妙算是他的一種「本質」(軍師的本質),是不必經由磨練與考驗就具備的,任何外在的考驗都只是在彰顯他這種本質的存在。從某個角度來看,廿七歲時的孔明固然已與五十四歲時的孔明一樣高明與睿智,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卻也表示孔明並未有他個人的「成長」。

 

  這種思維傾向很容易造成一個文化的停滯與閉塞。

 

猶抱琵琶半遮面的「高人心態」

 

  當孔明被塑造成一個具有道家思想而又能參透天機的人物時,自然就給人仙風道骨、看破紅塵、瀟灑自得、從容不迫、游刃有餘的觀感。這樣的一個人物,在成為「軍師」之前,必然已是個「高人」,孔明的「草堂春睡」與姜太公的「渭水垂釣」異曲同工,都是在凸顯「高人」淡泊而又瀟灑的人格面。我們看《封神榜》裡「文王渭水訪賢臣」一節,發現它與《三國演義》裡的「劉備三顧茅廬」,在結構上有很多類似之處。當然,這可能是來自作者間的「互相抄襲」,但也可能是出於一種古老儀式的迴響。「主公」屈尊降貴去求訪要輔佐他的「軍師」,而且受到一些刁難,事實上就跟另一件「陰陽相濟」的大事——結婚一樣,在傳統的結婚禮俗裡,新郎是「陽」、是「正」,新娘是「陰」、是「副」,「一家之長」要得到他的「賢內助」,也是要「屈尊降貴」地登門迎娶,並在過程中受到一些小小的刁難。這種模式似乎是來自一種幽微的心理需求。

 

  劉備確實曾對孔明「三顧茅廬」,孔明在(出師表)裡自承﹕「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但「三顧」似乎是次數多了一點,在《三國演義》裡,劉備二訪孔明未遇,第三次前往時,「齋戒三日,薰沐更衣」,到了莊門內,孔明「晝寢未醒」,劉備拱立階下一兩個時辰,孔明方醒,始整衣冠出迎。這種文學描述固然是在誇大劉備的「誠」與孔明的「高」,但也產生了本文開頭所說的「孔明心態」的問題。

 

  本節先分析「文化孔明的心態」。我們說「孔明心態」是指「擺出看破紅塵的清高姿態,需要對方執禮甚恭,三敦四請,他才勉為其難地出山,以濟困解厄」的一種心態,這是文化上的定義,這種心態其實是國人非常熟悉的,還有一種與此類似的,我們可稱之為「終南山心態」,那是指唐朝名士喜歡隱居在長安附近的終南山,又不時放出風聲,以方便「求才若渴」的有司登門拜訪,然後「恭敬不如從命」地入朝為官的一種作風。此一「以退為進,忸怩作態」的行為模式,是漢族文化的獨特產物,「孔明心態」難免也有這種文化成份,但它卻比「終南山心態」要來得複雜而高明,「終南山心態」是「假高人心態」,而「孔明心態」則是「真高人心態」。

 

  《三國演義》裡的孔明,既是一個足智多謀、能洞悉過去未來的一位「高人」,那麼他必然也「知道」輔佐劉備創建蜀漢乃是「應天承命」,是他「宿命中的事業」,因為一切的一切,都已在他的神機妙算中﹔而他的「草堂春睡」,其實只是不欲「洩露天機」的表面文章。羅貫中雖沒有這樣描述,但卻容易讓人產生這種聯想。一個能事先就提供「錦囊妙計」、擺好「八陣圖」的「高人」,怎麼會「不知道」劉備會對他「三顧茅廬」呢?

 

  這種聯想讓人覺得孔明的「隆中高臥」,乃是一種「裝」出來的姿態,雖非「忸怩作態」,但知是一種「掩飾」。而政論雜誌的以「孔明心態」來臧否政治人物,也就含有善意揶揄與責備賢者的味道。

 

  不過話說回來,「歷史的孔明」有的可能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心態」。

 

「法」與「法統」的迷戀者

 

  「歷史的孔明」與「文化的孔明」不只判然有別,簡直是南轅北轍。在正史裡,劉備既缺乏「儒家」色彩,孔明也少有「道家」思想,「歷史的孔明」是一個賞罰嚴正、循名責實的法家之徒。他曾將自己手抄的《申子》、《韓非子》、《管子》、《六韜》四書送給皇子劉禪,其中除《六韜》是兵書外,其餘都是法家的經典之作。

 

  〈蜀志)裡說,孔明初治蜀時,「益州承劉璋闇弱之後,士大夫多挾其財勢,凌侮小民,亮一切裁之以法」,法正以「用法太嚴」相諫,孔明說﹕「今吾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法,為政之要,於斯著矣」。

 

  在第一次北伐時,馬謖違背調度,致有街亭之失,孔明揮淚斬了視如己子的馬謖,大家以為可惜,孔明流涕道﹕「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

 

  由這兩則記載,我們多少可以知道,「歷史的孔明」基本上是一個「法家」的信仰者與實踐者,而他的這種信仰與實踐多少又給人一種缺乏彈性的感覺,特別是在蜀中巳嚴重缺少將材,他卻揮淚斬了馬謖這件事上。孔明似乎是個「法」的迷戀者。

 

  「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這句話裡的「法」,還有「法統」的意思。在(出師表)裡,他對劉禪說﹕「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他欲討伐的是取東漢而代之的「魏」,欲興復的是早已失去民心的「漢」。孔明和姜子牙、張良、劉伯溫等「軍師」最大的不同點是,前者是要打倒一個腐敗的政權,而孔明卻是想維繫一個巳經名存實亡的「法統」。

 

  在政權交替時,總是會有「法統」的問題出現。蜀漢在三國中國勢最弱,而劉備剛好是漢王的後裔,蜀漢堅持「正統」的名份當然有其苦衷,但「天下豈永遠是姓劉的?」這種堅持實亦含有「迷戀」的成份。在(後出師表)裡,有「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這樣的句子,它雖然可能是偽作,但卻相當傳神地表達了孔明基本的政治立場。

 

  劉備臨死之時,託孤於孔明,說﹕「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劉禪事實上是個昏君,而孔明一直對他忠心不二,(出師表)裡說﹕「受命以來,夙夜憂勞,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忠義之情,躍然紙上,讀來確實令人落淚。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即使曹丕再有才德,仍是他欲討伐的「賊寇」,即使劉禪再昏庸,仍是他欲事奉的「明主」,這多少也是對「法統」的一種迷戀吧?

 

  我們假設一種情況﹕如果當初「三顧茅廬」的不是劉備,而是曹操,孔明會不會「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呢?筆者認為「不會」,因為它不符合孔明的政治立場。

 

  一個迷戀「法」的人,並不見得會迷戀「法統」,這裡面還牽涉到一個更基本的問題,那就是孔明的「人格型態」。

 

一個拘謹、戒慎的英雄

 

  做為歷史真實人物的孔明,與做為文化原型人物的孔明,在性格上有著很大的差距。《三國演義》裡的孔明,「羽扇綸巾」,有著從容、瀟灑的人格型態﹔但《三國志》裡的孔明,卻「夙夜憂勞」,有著謹慎、甚至拘謹的基本特質。他在(出師表)裡說﹕「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這固然是在反映劉備的知人之明,但也可以說是孔明的自我表白。

 

  《三國志》作者陳壽對孔明的評語是﹕「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成之幹,優於將略」、「連年動兵,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與!」這種說法跟《三國演義》裡足智多謀、用兵如神的孔明,簡直是南轅北轍,歷來也有不少人說陳壽是「以成敗論英雄」,但筆者認為陳壽的話應是可信的,因為拙於「奇謀」與「應變力」正是一個「謹慎」人格者應有的行為反應模式。我們很難想像一個謹慎的人會屢出「奇兵」與「險計」的。

 

  在第一次北伐時,魏延建議率精兵五千出子午谷,奇襲長安,「則咸陽以西,一舉可定也」,孔明卻認為此非「萬全之計」,太過「冒險」,而未予採納,這正是他應有的作風。至於揮淚斬馬謖所表現出來的「拘泥於法」,也有幾分是他的拘謹性格所使然。

 

  孔明身為丞相,卻事必躬親,連會計帳冊都自己查核(躬校簿書),當時楊顒就曾進諫﹕「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瘦神困,終無一成。.....今明公為治,乃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孔明雖感謝他的忠言規勸,但還是無法完全改變他這種習性。筆者認為,孔明之所以要事必躬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並非想「大權獨攬」,而是同樣出於「謹慎」這個根深柢固的性格問題。

 

  如果我們能承認,「謹慎」乃至「拘謹」,是孔明人格的核心樣貌,那麼就較能理解他的政治立場,「迷戀法統」可以說是此一拘謹的投射。

 

  他的這種性格,也有助於我們瞭解「歷史的孔明」何以會讓劉備「三顧茅廬」?(出師表)說﹕「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孔明在南陽時與徐庶等人交往,常自比管仲、樂毅,有人因此說既然自比管、樂,又為什麼說「不求聞達」呢?這顯然是在「說謊」或者「面冷心熱」。但若從他基本的人格面來考慮,一個拘謹、戒慎的人,通常也不是豪邁、主動的人,自比管、樂是心中熾熱的理想,可惜「心熱腳軟」,孔明無法像豪遘不拘的李白一樣上萬言書,大剌剌地說「生平願識韓荊州」般,向他的「劉荊州」毛遂自薦。

 

  用現在術語來說,就是孔明不會「自我推銷」,難以「主動站出來」,「積極開拓自己的人生」,而只能被動地等待劉備的慧眼來認識他這個「拘謹的英雄」。

 

  這也是筆者認為,在「三顧茅廬」這件歷史公案裡,孔明所具有的「真正心態」。

 

漢與賊,時勢與英雄

 

  陳壽在《三國志》裡說﹕「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利,開誠心,布公道......循名責實,不齒虛偽,邦域之內至於終,咸畏而愛之,刑法雖峻無有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

 

  這樣的褒語來自「敵國之臣」的史筆,殊屬難能可貴。孔明的確是中國歷史上難得的賢明宰相,也留蛤後人無限的景仰與懷念,民間百姓透過《三國演義》去認識「文化的孔明」,這個「孔明」有著接近「神」的思想與性格,乃是三國時代的第一號英雄人物。他的無法「匡復漢室,還於舊都」,完全是礙於「天意」。在六出祈山後,司馬懿受困於上方谷,孔明夜觀天象,悲憤地發現自己的「將星欲墜,陽壽將終」,而以祈禳之法,「謹書尺素,上告穹蒼,伏望天慈,俯垂鑒聽」,增加他一紀之壽,則他必能「克復故物,永延漢祀」,「非敢妄祈,實由情切」,但最後魏延踢倒了廷命燈,孔明不得不「棄劍而嘆」,吐血而死。

 

  讀者讀到此處,不掩卷太息者幾希!雖然大家明知這個「文化的孔明」乖離歷史,是虛幻的,但大家還是喜歡這樣的一個「孔明」和他的「英雄悲劇」。這種「英雄悲劇」固然彰顯了孔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高風亮節,但其實也反映了一個文化執拗地放縱它的奇想時,尷尬收場的困境﹕像孔明這樣一個不世出的能人異士,怎麼無法「匡復漢室」呢?答案只有一個﹕荒謬的「天意」。但這也是一個荒謬的答案。這個荒謬的答案,在不知不覺間影響了後人對政治和政治人物的看法。

 

  「歷史的孔明」確實是個難得的賢相,但要走出文化的迷霧,我們必須「硬起心腸」以較現代的眼光來透視他的思想與人格。從以上對他思想與人格的分析,筆者認為,孔明雖是三國時代的「英雄人物」,但基本上,是一個「時勢造出來的英雄」,而非像曹操般屬「創造時勢的英雄」。這個「英雄」,用現代術語來說,是個「體制內改革者」、「右派的保守主義者」,而他的「堅持法統」與「漢賊不兩立」立場,正是他這種思想與人格的總結。外在的環境與內在的心性,決定了他的格局和命運。

 

  時代在變,觀念也在變。我們以前也曾堅持「漢賊不兩立」的立場,但現在卻也開始「積極創造時勢」。在這個歷史時刻,我們實有必要給予孔明一個新的時代評價。

 

 

    (1988年,原載《台灣春秋》,收錄於《古典今看──從孔明到潘金蓮》一書,野鵝出版社)

 

 

Posted by wildgoose1950 at 痞客邦 PIXNET 留言(0) 引用(0)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