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歷史舞臺
一九三六年，當佛洛伊德八十大壽時，托瑪斯曼（Thomas Mann）、朱利．羅曼（Jules Romains）、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褚威格（Stefan Zweig）、維琴妮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等一百九十一位知名的詩人、作家，聯合簽署了一張禮狀，由托瑪斯曼代表呈獻給佛氏，表達當代藝術家對這位精神分析大師的禮讚，這種殊榮是相當罕見的。
佛洛伊德原是維也納的一名開業醫師，他所創立的精神分析學說原是用來診療精神官能症病人的，但卻與文學藝術結了不解之緣，我們可以斷言，在所有心理學派中，沒有一個學派能像精神分析學派對文學藝術造成今日有目共睹的、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但精神分析學說在文學藝術界所遭受的誤解，去其原來面目甚遠，也是有目共睹、廣泛而深遠的。
佛洛伊德在一九○○年出版他的經典著作《夢的解析》一書，而他橫跨兩個世紀的一生（一八五六至一九三九）也約略以一九○○年為分水嶺，這個時候的歐洲，正是浪漫主義與理性主義火拼的舞臺，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我們可以說，精神分析學說乃是十九世紀浪漫文學達於巔峰時的產物，但同時亦含有濃厚的理性實證主義色彩，而它的確也是如此。這種雙重性，使得觀者「橫看成嶺側成峰」，各取所需，是造成它飽受誤解的原因之一。
《拉摩的侄兒》：十九世紀思想重鎮的焦點
佛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導論》中提到一本書——《拉摩的侄兒》（Rameau's Nephew），我們以此書做開端，來討論精神分析學說或佛洛伊德本人和浪漫主義傳統間的淵源。
《拉摩的侄兒》由狄德羅（Denis Diderot）寫於一七六二年，幾位十九世紀歐洲思想的重鎮，都覺得這本出色的小說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歌德翻譯過這本書，馬克斯讚美過這本書；黑格爾——馬克斯在寫給恩格爾的信中提及，黑格爾曾以這本書當禮物送人——讚賞之餘，並詳加闡釋；蕭伯納也對此書印象深刻；而佛洛伊德本人，對這本書也有和上述諸位大師所見略同的愉悅。
該書的要旨在於主角拉摩（一位名作曲家的侄兒）與作者狄德羅間的對話。年輕的拉摩好色、貪財、傲慢而又自卑，有悟性但又常做錯事，舉止如同小孩，可說是一個被輕視、遺棄的無恥之徒。作者狄德羅說：「如果讓這個小野人獨自生活，保留他所有的愚昧，加上三十歲男子的強烈情慾及搖籃中嬰兒的缺乏理智，他會扭斷他父親的脖子，和他母親上床。」但狄德羅並不輕視他筆下的拉摩，相反的，他認為拉摩「高他一等」，代表著潛藏於理性規範之下，危險但又完全需要的東西。
黑格爾在闡釋這本書時，將狄德羅稱為「誠實的意識」（honest consciousness），認為他這個人理智、守禮而鈍拙；而年輕的拉摩，黑格爾則稱之為「解體的意識」（disintegrated consciousness），稱許他具有偉大的才智，因為他能打破所有正規的社會價值，然後重新予以組合。套用佛洛伊德的學說，拉摩正代表著「原我」（id），而狄德羅則代表「自我」（ego），不管牽強與否，兩者確有某種關聯性。最少在這本書裡，我們看到了佛洛伊德與浪漫主義的共通點：即認識到人類本質中不可見因子的存在，及不可見與可見本質間的敵對。
挺身於魔鬼宴會中的詩人
自浪漫主義勃興後，一如詩人兼畫家的威廉．布列克（William Blake）所言：「每一個詩人皆挺身於魔鬼的宴會中」，經過人類心靈先鋒隊不斷的開拓和挖掘下，在人類本質中，有某種潛在力量存在的觀念巳逐漸成為那個時代的主要思潮。人類的心靈至此變得不像以前那麼單純，各式各樣的文學作品都為這種思潮的改變提供了豐富的實例。
詩人開始以這種對他們來說是新發現的能力來寫詩，理智分析的危險、剛愎而自我毀滅的衝動、性愛、隱喻、夢境、由恐怖所造成的惑人魅力，均在華滋華斯（William Wordsworth）、柯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阿諾德（Matthew Arnold）、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愛倫坡（Edgar Allan Poe）、波特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藍波（Arthur Rimbaud）等人的詩篇裡閃爍輝映。重實效與功利的「自我」被貶居於下，而為混亂與放縱的「原我」所取代。
這股在人類靈魂深地蠢蠢欲動的潛在力量，以多種形式出現，詩人認為它未必是「黑暗」或「不好」的；對華滋華斯來說，潛在力乃代表智慧與力量，不管意識多麼明智，它仍能發揮力量。諾爾瓦（G.de Nerval）高呼：「夢是我們的第二生命」，狄克（Tieck）更大膽提出性是藝術根源的主張。這些在十八、十九世紀陸續出現的想法和表現，從某方面來看，都巳經是十足的「佛洛伊德模式」，或者說是佛洛伊德的先驅伙伴。
在自傳體的小說方面，浪漫派始祖盧騷（Rousseau）的《懺悔錄》石破天驚，它向我們表白，所謂不道德的觀念亦時時潛藏於「好人」的生涯裡。此後的自傳體小說即逐漸呈現出這種人類心理的複雜性與衝突性，沒有人是「一條腸子通到底」的，人有其高貴、光明的一面，亦有其卑微、黑暗的一面；它們不斷挖掘出人類動機的所有變調，同時向我們暗示，我們不能單憑一個生命中任何單一的時刻、單一的反應而遽下判斷，我們必須同時考慮其他具有決定性的過去，以及有待補償和完成的未來。
叔本華的意志世界
在哲學方面，叔本華和尼采亦早在佛洛伊德之前，即已清晰地提及佛氏的某些觀念。譬如叔本華在《意志世界與觀念世界》裡說：「意識僅是我們心靈的表面，正如同地球一樣，除了它的外殼，我們對其內部一無所知。」「表面上，人們似為前面的某種東西牽引，其實他是被後面的某種東西推著走。」這個「某種東西」就是「意志」，是「一切慾望的根源」，是「背負能視跛者的健壯盲人」，而「生殖器官乃是意志的中心，與象徵理智的頭腦分居兩端。」
叔本華在德國出版這本《意志世界與觀念世界》後三十八年，佛洛伊德才在捷克呱呱墜地。但佛洛伊德在未形成自己的理論之前，似乎沒有讀過叔本華的著作，我們只能說這是同樣的時代思潮下，佛洛伊德與叔本華「英雄所見略同」的巧合。
在小說方面，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yevsky）乃是最佳的代表。在杜氏豐富的人格裡，同時具有藝術家、精神官能症病人、道德家及罪人的成份，他對書中人物「矛盾感情」的刻劃，迄今無人能望其項背。尼采曾恭維杜斯妥也夫斯基，說他是「唯一教我心理學的人」，這種「心理學」顯然也是「佛洛伊德式」的，因為杜斯妥也夫斯基及其小說，後來都成為精神分析學說的「樣本」（詳見第七章）。
在戲劇方面，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在將他的著作《彼爾．金特》（Peer Gynt）送給友人時，在扉頁題贈下面的話：「生存乃不斷地在內心與靈魂交戰，寫作乃是坐著審判自己。」這與布列克「挺身於魔鬼的宴會中」有異曲同工之妙。
做一次蜻蜓點水似的巡禮後，我們就不難瞭解下面這個小插曲：在佛洛伊德七十歲誕辰的慶祝會上，有人恭維佛洛伊德，說他是「潛意識的發現者」，他當場糾正說這句話的人，不承認他有這個頭銜。他說：「在我之前的詩人和哲學家已發現潛意識，我所發現的只是研究潛意識的科學方法。」
這絕非過謙之辭，前面所舉的詩人和哲學家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勾劃出人類潛意識的面貌，只是沒有用「潛意識」（unconsciousness）這個名詞而巳。
因此，我們說佛洛伊德的學說乃是浪漫主義達於巔峰時期的產物，並不為過；但我們似乎更應該注意佛氏的後半段話——「研究潛意識的科學方法」，語氣之間，理性實證主義的色彩表露無遺。
精神分析的「理性之光」
佛洛伊德自己曾說，他之研究醫學乃是受到歌德的啟發，但啟發他的並不是歌德的文學作品，而是對十九世紀很多科學家產生極大影響的，有關大自然的論文。
佛氏對理性的信心和信任理性的勇氣，一直是後世為佛洛伊德立傳的人所津津樂道、肅然起敬的人格特徵。愛恩斯特．瓊斯（Ernest Johnes）說：「佛洛伊德對真理的熱忱是他性格中最深、最強烈的動機，是推動他從事拓荒事業的因素。」晚近的弗洛姆（Erich Fromm）也認為「佛洛伊德最顯著，並且也許是最強的感情力量是：他對於真理的熱情，以及他對於理性的堅定信心」。
啟蒙時代的一句格言「勇敢的認識」，在佛洛伊德的人格與著作裡表露無遺，他對理性的信念和勇氣，支持啟蒙運動時代的所有觀念，否認神話或宗教的合法性（雖然他分析它們），並堅守一種單純的唯物論、單純的決定論及狹隘的認識論，連他所創造的很多精神分析專有名詞都充滿了機械論的色彩，譬如「防衛機轉」（defense mechanism）、「快樂原則」（principle of pleasure）、「密碼法」（cipher method）、「檢查制度」（censorship）等。
為人類新倫理提供科學基礎
我們試舉佛氏「原我」、「自我」、「超我」（superego）的理論，即可有一概略的認識。他說：「自我發展的方向是從認識本能（原我）而至控制它們，從服從它們而至壓抑它們。超我的作用部分在抑制原我的活動，主要則在參與自我的工作，幫助它完成任務。」
從這段話裡，我們可以知道認識本能，即認識生命的陰暗面，乃是為了「科學」之故，他從未支持這些「黑暗」；相反的，精神分析的目的是要控制生命的陰暗面，它是在「強化自我，使自我更能獨立於超我；開拓自我的領域，讓它及於原我的窩巢。」「凡原我所在之處」，即所有非理性、不合邏輯、追求享樂的黑暗力量所在之處，「自我亦將達及」，即理智與約束的力量亦將達及。佛氏自己對精神分析的形容是「就像須德海的排水工程一樣」，是用來做為「逐步克服原我的工具」。
佛洛伊德極為緬懷法國大革命前夕，理性主義黃金時代的精純，他認為那乃是智德的真正典型。像所有的理性主義者，他懷著以理智克服感情的夢想，深信在人類所具有的諸般能力中，理性是唯一可賴以幫助解決現存問題的工具，如果人類能藉理性來了解他悲劇性的命運，則理性終必能使人類有能力來改造令其痛苦的環境。精神分析雖是一種臨床診療法，但佛洛伊德更遠大的抱負似乎是想藉此為人類的「新倫理」（感情的理性化？）提供科學基礎。
「非理性活動的立法者」
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不是一種「科學方法」，我們在此姑且不論，但它的容易造成誤解，則似乎是在劫難逃，因為一般人所看到的往往只是他揭櫫的「滿載卑污願望的潛意識」。
代表一百九十一位詩人、作家，向佛洛伊德呈獻禮狀的托瑪斯曼，在他討論佛洛伊德的第一篇諭文裡（托瑪斯曼曾應聘為普林斯頓大學客座教授，講授歌德、文學史及佛洛伊德等課程），即將佛氏描述成一個「致力於生命陰暗面」的學者，是人類心靈中神秘、黑暗與非理性活動的「立法者」。他覺得精神分析理性的一面儘管令人折服，但卻是次要的，甚至是一種「巧合」。他像很多藝術家一樣，基於自身對生命陰暗面的強烈品味，只看到佛大師「須德海」中興風作浪的妖魔鬼怪，而對這位「伏魔大師」苦心經營的「排水工程」卻未能給予應有的注意。
這是佛洛伊德——也可以說是精神分析——悲劇性的一面，不管是「引蛇出洞」，欲將之降服，或是「深入虎穴」，讓自我達及原我的「窩巢」，欲與之一決雌雄，其勝負結局恐非理性主義者所「推斷」的那麼樂觀。佛氏本人在他有生之年即目睹了悲劇的結局，一九三八年，在集人類非理性大成的納粹集團威壓下，他不得不以八十二歲之高齡亡命英倫，客死他鄉。一個理性主義者壽命愈長，目睹這項悲劇的機會就愈大。
精神分析悲劇性的一面
話雖如此，但導源於浪漫思潮，而企圖以理性主義加以規範的佛洛伊德學說，仍有其非常莊嚴的一面。像佛洛伊德本人一樣，其學說具有一方面默認人類命運，一方面又欲克服之的高度悲劇性勇氣；如同每一位偉大的人性批判者，他發現人類的驕傲正是人類卑鄙的根源，他對人類的看法，與哥白尼及達爾文的發現一樣，都使得人類更難以維持他原先的驕傲。
但佛洛伊德眼中的人類，比起當代任何其他學派所能賦予的形象都要來得更具尊嚴，且更饒趣味。佛洛伊德認為人類乃是文化與生物錯綜複雜的結合體，無法以任何簡單的公式（例如「性」）加以理解。正因為人的不單純，所以沒有單純的「好人」；佛洛伊德曾說，人類在其心中有座地嶽，永無止境地升起足以威脅其文明的衝動，人類在追求快樂與滿足時雖具有豐富的想像力，但他總是為其收穫付出更多的代價；與人生種種挫敗取得妥協遂成為他度此塵世的最佳途徑，在以悲劇為結局的奮鬥中，人表現出他最好的本質。這種生命觀不僅不會侷限或簡化人類世界，它開展且豐繁了藝術家的世界。
一般說來，藝術家是不太歡迎理性主義的，就像詩人華滋華斯所說的：「我們多事的理智 / 破壞事物的美貌 / 分析無異謀殺」，但既「理性」又「分析」的精神分析學說，卻能廣受藝術家的歡迎，除了「誤解」之外，也許要歸因於兩者都是人類心靈的採索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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