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小說和色情小說雖然擁有眾多的讀者,但向來被視為「周邊文學」,難登大雅之堂。其實,這兩類小說並非只是供人消遣而已,除了前文所說能讓我們溫習中國人的「身體概念」外,它們還另有深意焉。

 

  武俠小說當然是虛構的,但金庸的虛構跟古龍的虛構顯然有所不同,就時、地、人、事這幾個元素來考察,古龍無疑是相當「虛」的,譬如他的《武林外史》、《絕代雙驕》等,跟我們所熟知的現實少有關連;而金庸雖然也是「虛」,但《書劍恩仇錄》、《倚天屠龍記》裡的乾隆、朱元璋、紅花會、明教等,卻都是現實裡存在的,只是發生的「事」,跟我們所熟知的不太一樣而已。

 

  其實,虛構的重點不在「虛」,而在「構」。古龍可以完全脫離現實,去建構一個他心目中的理想世界;而金庸雖然假借現實,但還是在建構另一個世界。

 

  就很多方面來說,金庸的工程是比較繁浩,而且有多重意義的。因為既然假借現實,就必須對現實表態,我的感覺是,他在這方面最大的特色是對現實的解構,或者說,對歷史的解構。

 

  在我們所熟知的現實結構或歷史結構裡,忽必烈、朱元璋、乾隆等,是以「中心」人物而存在的,但在金庸的武俠小說裡,這些中心人物都被挪到「周邊」,特別是在《倚天屠龍記》裡,朱元璋簡直成了插科打渾的醜角。反之,一些歷史上的小角色或者根本不存在的周邊人物,像郭靖、張無忌等,反而成為讓人鼓掌叫好的「中心」人物。

 

  金庸武俠小說的創作,跟他早年沈迷司克特的《撒克遜劫後英雄傳》、大仲馬的《俠隱記》、《基度山恩仇記》等有密切的關係,我們可以在小說的結構甚至某些情節裡看到它的痕跡;而假借歷史又重建歷史、將中心與周邊對調、重新安置的解構色彩,似乎也來自上述的西方劍俠小說。

 

  正是這樣的解構色彩,使得金庸的武俠比古龍更具有社會意義。

 

  不少色情小說也具有這樣的色彩。色情小說當然也是虛構的,但就時、地、人、事來考察,李漁的《肉蒲團》顯然是比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虛得多,歷來的論者多認為《金瓶梅》具有相當的社會意義,因為它對明朝民間百姓的社會現實做了生動的刻畫。

 

  不過讓我感興趣的卻是「另一個現實」,因為小說人物存在的是宋朝的社會,這就不得不提到《水滸傳》,事實上,《金瓶梅》假借的是《水滸傳》這個「現實」。

 

  從某個角度來看,《金瓶梅》也是對《水滸傳》的解構,因為在《水滸傳》裡的「中心」人物武松等人都被排擠到「周邊」,而原來處於「周邊」的西門慶和潘金蓮,則被提升到「中心」的位置。這樣的重新安置,使得原本在傳統社會結構裡扁平的、狗皮倒灶的小人物,也有了他們愛慾情仇的複雜心事。

 

  這何嘗不是一種社會意義呢?不是一種對傳統價值觀的解構呢?最近海內外不少人發而為文,想替潘金蓮翻案,但如果潘金蓮只「活」在《水滸傳》裡,又要從哪裡「翻」起?

 

  也許,所有的小說都是對現實的「重新安置」;然後,少數被安置在「中心」的人又將所有的小說「重新安置」,訂出良窳、中心與周邊之別。殊不知某些被安置在「周邊」的文類,它們也默默地對「中心」進行解構。

 

  說來慚愧,對被奉為中心的《紅樓夢》、《水滸傳》、《儒林外史》,我都沒看完;但對具有同樣時空背景的武俠和色情小說,我卻看得不少,而且是一氣呵成。若要問我為什麼?

 

  天下豈能只有一種道理、一個中心、一種品味,就是原因。

 

(2000年,原載《中國時報》,收錄於《海上女妖的樂譜》一書,聯合文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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