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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令人緬懷的文學家

 

  一九九○年八月下旬,我參加由中央大學康來新教授率團的「紅樓夢之旅」,到大陸走了一趟。

 

  《紅樓夢》是一部空中樓閣式的小說,所謂「紅樓夢之旅」其實是「曹雪芹之旅」,我們去探尋的主要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生平舊跡,懷著「愛屋及烏」的心情,親臨他在人生旅次可能落腳的驛站,凝視那斷垣殘壁上的蛛網積塵,走進時光隧道,和這位文學巨擘做某種形式的神交。

 

  從北京到南京、揚州、蘇州等地,我們走訪了曹雪芹的誕生地——「江寧織造府」,他幼時遊玩的「西花園」,少年時徜徉的「拙政園」、「隨園」,與同好締結詩社的「右翼宗學」,重履江南時停駐的「瓜州古渡口」,傳言他在晚年落拓時所居住的「西山正白旗村」等地﹔當然,我們也參觀了根據《紅樓夢》書中描述而興建的北京「大觀園」,以及傳說中為《石頭記》(《紅樓夢》別名)及書中「木石前盟」源本的西山「元寶石」和「石上松」。

 

  沿途都有當地「紅樓夢學會」的學者親切嚮導及解說,雖然這些舊跡大抵皆已非昔日容貌,但仍足以讓人大興思古之幽情,只要發揮一點想像力,眼前彷彿就會走出一個風霜滿面、對空吟哦﹕「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的曹雪芹來。

 

  北京近郊西山的正白旗村三十九號是保存得很完整的遺跡。一九七一年,住在這裡的一位旗人因屋樑折裂,在準備修繕時發現夾壁間有前人題詩數款,幾經考證,一些專家認為其中有曹雪芹的手筆,於是這棟老舊的民房就成了昔日曹雪芹埋首寫作《紅樓夢》的「悼紅軒」,慕名而來瞻仰或憑弔的文人雅士一時絡驛於途。在經過整修後,此地更名為「曹雪芹紀念館」,除了曹雪芹生平及生活有關的文物外,它已成了紅學家必到的朝聖之地。

 

  我不是紅學家(只寫過兩篇跟《紅樓夢》有關的文章),恐怕也不屬於傳統的「文人」,但走出「曹雪芹紀念館」,站在有幾百年樹齡的古槐下,聽著晚蟬淒切的鳴聲,心中卻有很大的感慨。我對領團的康來新教授說﹕「文學家總是令人懷念,如果曹雪芹是搞科學的,即使他發明指南針、造紙或火藥,我想也沒有人會花那麼大的心血去尋找、保存他生平的舊跡,而我們也不會千里迢迢地到這裡來瞻仰。」

 

杜聰明,讓人忘懷的科學家

 

  我這樣說,是因為我想起了杜聰明先生。杜聰明是一個醫學家,早年即以對鴉片及蛇毒的研究而蜚聲國際,要將他譽為「世界級大師」或「科學巨人」也許言過其詞,但他卻是臺灣醫學發展史(甚至是整個科學發展史)上非常重要的關鍵性人物。他是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兩次出任台大醫學院院長,並創辦高雄醫學院,作育英才無數,現今中研院院士彭明聰、李鎮源、楊振忠等人都是他的學生。

 

  幾年前,某個醫學團體有上千萬的基金,想以此做些「有意義」的事而廣納各方建言,因當時杜聰明剛逝世不久,我野人獻曝地說也許可以籌建一個「杜聰明紀念館」或「台灣醫學史蹟館」,有系統地收集、保存、展覽相關文物及醫療器材,讓日後所有踏進醫學這個科學領域的後學者都能有一個重溫前人舊夢、踏尋先輩足跡的理想場所。

 

  當時,我雖然認為這會是一件薪火相傳,極具歷史意義的工作,但卻也幾乎不抱任何希望。果不其然,主事者將大筆金錢投入在我看來「殊少意義」的事情上頭。

 

  小說家鍾理和死後,文學界人士要籌建「鍾理和紀念館」﹔畫家席德進死後,畫壇人士要籌建「席德進紀念館」﹔他們都慘澹經營,但心意可感。比起小說家、畫家來,醫師有的是錢,但卻沒有人想到要建一個「杜聰明紀念館」或「台灣醫學史蹟館」,乃至竟認為這是一件「沒有什麼意義」的事。

 

  畢生獻身於醫學工作的杜聰明,悄悄地走,像一個普通的病人般孤獨地死去,「不留下一片雲彩」。世間已無杜聰明,他的身世、他的奮鬥、他的成就,以及他的名字,很快就會從醫學界消失。

 

  但我想即使建了一個「杜聰明紀念館」,恐怕也是門可羅雀,會專程前來做歷史巡禮的醫學生及醫學家能有多少,實在令我難以做樂觀的估計。

 

  這不是杜聰明的問題,也不只是醫學界的問題,而是整個科學界共通的問題。我們從旅遊上即可見其端倪,以尋訪大師足跡為號召的文學、繪畫、音樂之旅,常是熱門的旅遊路線,它們吸引了無數這一方面的同好者。但我卻未聽過以尋訪李時珍或愛因斯坦足跡的「本草綱目之旅」或「相對論之旅」,或許因為它們沒有「市場」吧!

 

在科學面前,人黯然引退

 

  絕大多數的科學工作者,和他們這一行的前輩大師所存有的乃是一種相當「疏離」的關係。以前,我到各醫學院演講,經常向醫學生提出一個問題﹕「你們都讀過哈里森(Harrison)的內科學,但如果我請你們用五百字簡單介紹哈里森的生平,你們寫得出來嗎?」台下的學生如預期般出現面面相覷的神情,我有點氣餒地又加上一句﹕「也許有些人連哈里森是那一國人都不知道。」

 

  讀數學、物理或化學的人也好不到那裡去,他們對數論、測不準原理、氧氣也許能口若懸河地描述,但若要他們說說高斯(Gauss)、海森堡(Heisenberg)、拉瓦謝(Lavoisier)的生平,舌頭可能就會打結。

 

  有人會說,科學是以客觀的方法來發現潛藏真理、發明可用器物的一門學問,在這個領域裡,不應有感情的色彩及私人的成分介入。對於拉瓦謝,我們只要知道他以硃砂做實臉,將之加熱而獲得「更純淨、更適於呼吸」的空氣(即氧)的成果﹔以及指出「燃燒不是假想的燃素之釋放,而是燃燒物質與氧的化合」之洞見就可以了。至於拉瓦謝是何方人士,他的童年生活、求學經過、有沒有結婚生子、生命的結局如何,都跟科學無關,與氧氣無涉。在科學的神聖殿堂裡,若談拉瓦謝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因受誣告而被送上斷頭臺的悲慘結局,不僅「無補於科學」,而且是「搞錯了方向」。

 

  善哉斯言。拋棄私人成分的糾纏,在科學的進展上確實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但在這種不帶感情色彩的理性陳述裡,卻也讓我們看到了「科學」與「人」的黑暗關係﹕在「科學」面前,「人」黯然隱退了。拉瓦謝成為氧氣的影子,而高斯扣海森堡也只是數論和測不準原理的幽靈。

 

  我常向醫學院的學生說﹕「如果你們對為醫學帶來偉大貢獻的前輩大師們都視同陌路,絲毫沒有想去認識他們、親近他們的心意,那麼要希望你們能視病人如親人,不是天大的笑話嗎?」

 

  因為科學工作者和自己本行前輩大師們的疏離,而使得科學工作及其成果與整體人類的關係越來越異化。一個化學系學生跟拉瓦謝的關係成了「他跟氧氣」的關係,一個醫學系學生跟杜聰明的關係成了「他跟蛇毒」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在不知不覺間已被「人」與「物」的關係所取代。在科學的美名之下,人,包括科學家在內,都被物化了。

 

  也許這是科學的本質。但人類是為了體現科學的本質才活在這個星球上的嗎?

 

  這恐怕是一種嚴重的生命倒置吧?

 

何謂「人本主義」?

 

  文學藝術工作者所表現出來的,卻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取向。不少人在閱讀過《紅樓夢》這部小說後,因深受感動而不可遏抑地想要去了解「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又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竟然能創造出這樣一部不朽傑作?」他的好奇很快就能獲得滿足,因為早已有同好者寫了很多有關曹雪芹及其家族生平事蹟的專書,有些學者甚至從研究《紅樓夢》這部小說轉而專研曹雪芹「這個人」。

 

  但不少人對透過書本來認識曹雪芹仍覺得有所不足,而興起了想親臨現場的渴望。他這種渴望也能獲得實現,因為早已有同好者籌建了「曹雪芹紀念館」,找出了他在人生旅次落腳的重要驛站,供人流連憑弔。

 

  我們的「紅樓夢之旅」之所以能夠順利成行,而且獲益良多,可以說完全得助於這種文學藝術愛好者溫馨的「共識」,一種將「創造者」(作家)置於「創造物」(作品)之上的心思。

 

  什麼叫做「人本主義」?什麼叫做「人文精神」?我覺得這就是最簡單明瞭的「人本主義」和「人文精神」,人,是一切的依歸。

 

  了解曹雪芹從繁華趨於沒落的家世及他個人坎坷的際遇,不僅可以增加我們對《紅樓夢》的了解,同時更使得這部小說從純供賞心悅目之「物」變成嘔心瀝血之「作」,它的意義也因而獲得了延展,價值得到了提昇。

 

  當然,知道愛因斯坦不太愉快的第一次婚姻,無法增加我們對「相對論」的了解,親臨杜聰明的誕生地淡水北新莊的百力戛(現名巴拉卡),也無法增加我們對「蛇毒」的認識,但卻可使「相對論」和「蛇毒」多沾染上一些「人味」。

 

  科學界最缺乏的正是這種人味、人情味。這不是說科學工作者沒有人情味,而是他們避而不提、甚至有意加以壓抑,結果使得科學成為一門最「難以令人感動」的學問,而科學家也成為一批雖讓人佩服,但卻無法「熱情擁抱」的怪人。

 

科學與人文不同的典範

 

  科學當然有它的歷史傳承,孔恩(T.S.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裡,曾以「典範」(paradigms)來貫穿科學發展的歷程,什麼叫做「典範」呢?孔恩說它意指「廣被接受的實際科學研究範例,包括定律、理論、應用及儀器的設計、製作、操作等要素」,科學的進展是舊典範不斷被新典範所取代的歷程。

 

  孔恩的這種說法,對科學工作者而言,也許甚覺貼心,但對文學藝術工作者來說,卻令人感到陌生與驚訝。因為在人文的領域裡,所謂「典範」,指的恆常是「人」——大師們的人格、風範、精神等等,雖然偶而也會涉及「做學問的方法」,但那只是他作為一個人的「整體表現」中的小環節。

 

  對「典範」的不同理解,使科學和人文的距離越拉越遠。但這道鴻溝不是沒有辦法彌補的,事實上,我們只要在「科學的典範」之外,另外增添「科學家的典範」,就能使科學更具有「人味」,也更具有「人文精神」。

 

  什麼是「科學家的典範」?我想它指的應該是一個卓然有成的科學家做為一個人的故事。我們翻開《愛因斯坦傳》、《愛迪生傳》或杜聰明的《八十回憶》,即可發現它們講的不是「科學的故事」,而是「人的故事」。

 

  杜聰明在他的《八十回憶》裡,提到他的老師——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台大醫學院前身)校長高木友枝所說的一句話﹕「做一個醫者之前,要先做人」,因為「醫者」只是醫學工作者在某些時刻才扮演的角色,而「人」卻是他無時無刻都具有的身分﹔「蛇毒的知識」只是偶而會利用到的東西,而「做人的道理」卻是隨時都必須具備的。

 

  所謂「言教不如身教」,在科學家的自傳或傳記裡,我們分享的並非科學知識,而是他們做為一個科學家、一個人的經驗與風範,它就是科學工作者最好的人文薰陶。在世風日下的情況下,有人問我如何加強「醫學倫理」教育,我說﹕「多看偉大醫學家的傳記、多親近他們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就是最好的醫學倫理教育。」

 

  典型在夙昔。倫理、意義、價值,乃至生命之圓融等,並非科學問題,不是任何定律、理論可以涵蓋的﹕它們是人文問題,我們唯有到活生生的人身上去找尋。

 

相對論中的一把小提琴

 

  從科學的觀點來看,西山正白旗村三十九號是否就是曹雪芹撰寫《紅樓夢》的「悼紅軒」,事實上是頗有疑問的,但「既來之,則信之」,對《紅樓夢》愛好者來說,「需要」這樣一個遺址的渴望恐怕更甚於讓愛因斯坦也讀讀《紅樓夢》。

 

  在杜聰明逝世後,我也曾多次繞遠路駛進他童年的故鄉——淡水北新莊,站在野櫻花樹下,流覽周遭的山園與房舍,想像遠處的某間舊屋就是他的故居,某條小路就是他挑木炭下山的山徑。這當然是幾近神話的穿鑿附會,但我要的不是「科學事實」,而是一種讓人流連的「人文氣勢」。

 

  分析心理學之父楊格(C.G.Jung),是一個具有濃厚人文色彩的科學家,他在其晚年所寫的自傳裡說﹕「我無法用科學的語彙來追蹤我個人成長的歷程,我無法將自己視為一個科學問題......。神話在表達生命時,遠比科學來得精確。因此,我現在要說的是有關我個人的神話。....這些故事是否真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是我的真理。」

 

  在「紅樓夢之旅」中,我所走過的是否真的是曹雪芹的舊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否因此有所感動。事實上,對學科學出身的我來說,參加「相對論之旅」的興趣恐怕要大於「紅樓夢之旅」,如果有這樣的一種旅遊的話,我希望能到愛因斯坦在他生命不同階段所停留過的地方看看,特別想看看他心愛的小提琴。一九二一年的某個晚上,愛因斯坦出現在布拉格的尤拉尼亞學會,當在座的科學家希望愛因斯坦發表演說時,愛因斯坦站起來說﹕「我不想演講,只想演奏一曲小提琴來娛悅各位。這樣也許會讓各位覺得快樂些,而且也更能促進彼此的了解。」於是他心無旁騖地演奏了一曲莫札特的小夜曲。

 

  在想像的「相對論之旅」中,我希望能看到這麼一把小提琴,至於它是不是愛因斯坦所用的那把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人味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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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dgoose1950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留言(1) 人氣()


留言列表 (1)

發表留言
  • miao632
  • 所以,這是很弔詭的,生前落魄悽涼,無人聞問,死後卻萬千寵愛在一身,這是一種失敗的美學?對弱者的同情?我做如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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