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宗教中,佛教對世人是最具有慈悲心的,眾生平等即是。但對世事則是最傾向空幻觀的,鏡花水月屬之。

 

  這樣的心意和觀點,有很深的感性根源,目睹人間的生老病死、滄海桑田,孰能無感?有感而發,發而感人,自然就成為被奉持的哲理了。但對一個經常受到理性監督的心靈來說,難免要問:慈悲與空幻到底有什麼關係呢?一個人如何從空幻觀裡產生慈悲心呢?

 

  說來有點突兀,觸發我對這類問題產生興趣的竟然是行為主義。一談到行為主義,大家最先想到的是制約與訓練、獎勵與懲罰、《一九八四》、實驗室裡的狗和鴿子等行為操控技術,沈悶、繁瑣、無趣,而且有點……「泯滅人性」。除了相關從業人員外,多數人對行為主義可說是望望然而去之。其實,我以前也一直這樣認為。

 

  有人嘗試讓佛學和心理學產生對話,譬如鈴木大拙和弗洛姆的《禪與精神分析》,就曾引起不少迴響。但個人以為,若要拉關係,那麼在所有的心理學裡,跟佛教關係最密切的應該是行為主義。怎麼說呢?

 

  因為絕大多數的心理學都是繞著「自我」在打轉,不是要克服自我、包容自我、強化自我,就是要擴充自我、實現自我;從佛教的觀點來看,這些都是「我執」,宜各予「棒喝」。只有行為主義,它是一種「沒有自我」的心理學,所謂「沒有自我」,意指「世人所執著的自我乃是虛幻的」,而這不正跟佛教的自我觀相當接近嗎?

 

  行為主義大師史金納有一本書叫《自由與尊嚴之外》,大意是說,人類為什麼在將人送上月球後,還無法改善學校教育、社會亂象之類的問題呢?主要關鍵就是被「個人自由」和「自我尊嚴」這些空幻的觀念所誤。如果我們能揚棄虛幻的自我,認為人只是一個「刺激──反應體」,依此設計和提供能產生良好反應的刺激,那麼這個社會就會朝我們預期的美好方向改變。

 

  當然,這些「手段」跟佛教是有很大差異的。佛教,特別是中國的禪宗,主張「去妄存真」、「明心見性」,去除受環境影響的妄心、識心,要「心無所住」,要「以心轉境」;但行為主義卻主張提供適當的環境條件來「以境轉心」,讓「心有所住」(喜好、耽溺於某種情境)。我說它們「相近」,指的是出發點的觀念,也就是我們對自身和人生的很多看法,其實都是虛幻不實的。

 

  也許是行為主義一直不討人喜歡和被誤解,史金納晚年對他的主張做了很多辯護、澄清和反思。在〈一個行為主義者的根源〉這篇文章裡,他說他思想的根源深受早年宗教經驗的影響,「個人自由是一種錯覺」、「自我意志有一大部分是虛幻的」、「一個出發去尋找自我的人就開始失去他的自我」、「真正的自在乃是來自自棄」等等,都是基督教的經典裡原有的觀念。

 

  而他的揚棄自我,認為人是遺傳基因和環境制約下的產物,「一個人不得不成為他現在這個樣子」,「我一直學習將人的某些錯誤歸諸於並非他塑造、也不是他所能改變的個人過去史」,這樣的主張和瞭解其實是為了帶來「寬諒」。

 

  從這些辯護和澄清裡,我所感受到的正是「慈悲」這兩個字。世人不僅應該寬諒地將他人的過錯歸諸於遺傳及環境史(當然不是就此放任不管),而且應該謙卑地將自己的成就歸諸於同樣的根源。這才是真正的「眾生平等」,真正的「無差別」,真正的「慈悲」。

 

  一個人的遺傳和環境史,就是他的「業」,一個人的成敗得失都是來自他的「業報」。業就是業,容或有大小之分,但卻不能有人我之別,不能將自己喜歡的歸諸於「自我」,將自己不喜歡的歸諸於「業」,這樣的差別觀只是為了滿足虛幻的自尊。

 

  史金納曾自嘲,他早就「放棄被稱為偉大思想家的所有機會」,因為他將他在此塵世的作為,跟一個人為什麼會成為麵攤老闆一樣,歸諸於遺傳及環境史,而不是什麼神秘的、誘人的、空幻的「自我」。這難道不也是一種慈悲嗎?

 

  這就是我所理解的慈悲的理性根源──如何從空幻出發,而產生慈悲心。從某個角度來看,史金納還真是一個黑臉菩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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