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阿Q的方式來維護自己年輕時代的一個信念，我的精神是自主的，不受制於任何物質的。
前彰化基督教醫院院長蘭大衛醫師是英國人，父子兩代自一八九五年起，就獻身於台灣的醫療工作，活人及作育英才無數，其功績無遜於在非洲行醫的史懷哲。
近閱蘭醫師在去年一本神經學、神經外科及精神醫學專業期刊上，一篇名為〈聖保羅與顳葉癲癇〉的論文，大意是說他贊成促使聖保羅皈依基督教的「啟示」，極可能是因他的顳葉癲癇發作所產生的幻像。
西元三十四年左右，保羅（原名梭爾）從耶路撒冷前往大馬士革，原是要去逮捕基督徒接受羅馬帝國的審判。途中，突然有一道閃光自天而降，在他四周閃耀，他跌倒在地，然後聽到一個聲音說：「梭爾，梭爾，你為什麼要迫害我？」他問：「你是誰？」「我是耶穌，」那個聲音說：「你在迫害我。現在起來進城去，有人會告訴你做什麼。」當保羅從地上爬起來後，雖然他的眼睛是張開的，但卻看不到東西；於是別人拉著他的手，引他進人大馬士革。接著三天，他都看不見，也沒有吃東西。三天後，一個大馬士革的基督徒來看他，將手放在保羅身上歡迎他，於是保羅又恢復了視力……，最後成為耶穌的信徒。
這就是耶穌所顯示的「神蹟」，與保羅所獲得的「啟示」。蘭大街醫師跟過去一些神經科專家一樣，認為聖保羅極可能有顳葉癲癇症，而那些「神蹟」和「啟示」，乃是癲癇發作時，腦細胞異常放電所經歷的視幻覺和聽幻覺。蘭醫師還舉了他在台灣所看到的一位病人，在癲癇發作後，也有暫時性的目盲現象（十五分鐘到七天）。無獨有偶的，史懷哲醫師也認為聖保羅是一個「有病的人」，為「癲癇似的發作所苦」。
如果由我或其他非基督徒醫師來說「聖保羅所看到的神蹟和所得到的啟示，只是一種癲癇的症狀」，難免會引起基督徒的反感，認為我是在「褻瀆宗教」。但蘭大衛醫師和史懷哲醫師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它們以不懈而令人感佩的醫療服務來證明他們堅定的信仰，並在此塵世實踐、體現了耶穌基督的精神。他們的信念不是建立在「神蹟」、「啟示」上面，即使聖經上的某些敘述不符合事實，亦絲毫無損於他們的信仰，他們可以用「平常心」來討論什麼是「宗教」，什麼是「科學」。
筆者就讀醫學院時期，屢為失眠所苦，有時候從黑夜躺到天明，還未睡著。雖然我曉得各種的安眠藥，而在當實習醫師值夜班時，遇有失眠病人要求，我也會開些安眠藥給他們，但自己卻不曾服用過安眠藥。我有一個外人看來也許相當奇怪的理由：我的「精神」雖然亢奮不安，但我不喜歡用藥物讓它陷入「昏睡」中。我不是不吃藥，譬如感冒發燒鼻塞時，我也會吃些藥，但總覺得發燒鼻塞是生命中「較低層次」的功能失調，用藥物治之，無傷大雅；而失眠卻是「精神」或「意識」──也就是生命的「最高層次」有了麻煩，若委諸化學藥物，總覺得是個人的一種「淪喪」，是讓「物質」戰勝了「精神」。
當然，因失眠所導致的頭昏眼花、注意力不集中，也是「精神」受制於「物質」的一種現象，但這畢竟是「身不由己」，而拿起安眠藥吞下去，讓自己的「精神」陷入「昏睡」，卻全然是一.種「自我的選擇」，我不屑做這種選擇，或者說怯於做這種選擇。
總之，我以阿Q的方式來維護自己年輕時代的一個信念：我的精神是自主的，不受制於任何物質的。當然，這跟我所學的醫學有著相當程度的杆格，甚至可以說是南轅北轍的。
後來，在我離開醫業之後，我反而較能以「平常心」來看待肉體與物質的問題，不再堅持自己精神上「虛幻的勝利」。史懷哲醫師和蘭大衛醫師指出：聖保羅「精神上的改變」乃源自他「肉體上的疾病」，但這無損於聖保羅的「偉大」與史、蘭兩位醫師的「信仰」。事實上，蘭醫師也指出，身為猶太人的保羅，在此之前可能已為他過去的迫害基督徒在心理上產生不安，所謂癲癇發作、神蹟與啟示，只是「順水推舟」而已。沒有那次的癲癇發作，他仍可能皈依基督。
承認人為肉體所限，受到本能的驅策，以及神經、內分泌、各種生化物質等的控制，並不是在否認或貶損心靈、精神、意志等素為吾人所重視的人生面向。相反的，我們唯有深刻瞭解這些物質的層面，才能洞察生命的真相，也才能彰顯人類心靈、精神、意志的可貴與尊嚴。
史賓諾莎說得好：「自由乃是對必然性的一種體認」，唯物科學為我們的生命及所生存的宇宙抹上一層「必然性」的陰鬱色彩，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就要受它的擺佈，在體認這種「必然性」後，你「決定」對它採取一種什麼樣的態度，才是「自由」的範疇，也才是人類的意志與尊嚴之所在。
蘭大衛醫師在「體認」聖保羅所得到的「啟示」是來自「癲癇發作」後，他「決定」一本初衷，在此塵世實踐基督的精神。我「承認」安眠藥必然可以減輕我的失眠，但我也「決定」在失眠的時候還是不吃安眠藥。這才是信仰與自由的真諦吧？（原載《張老師月刊》，1988年，收錄於《失去的暴龍與青蛙》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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